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耀眼的时代。苏轼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收藏家、书法家，同时也能画。就苏轼的书法而言，历来有“苏黄米蔡”的说法，苏轼从人品、才情、学识、格调、影响而言，无疑是四人中的翘楚。苏轼早年为官多在河南，死后葬于河南，后代又多留居河南，可以说河南是苏轼的第二故乡。中州厚重、丰富的文化底蕴、人文资源深深地影响了苏轼，对塑造苏轼全面立体的文化形象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寓物而不留意于物
——与友人的鉴藏活动
苏轼一生的成就，与其博雅的学识是分不开的。苏轼不仅是一位文学家、儒学家、金石学家，同时也是北宋著名的收藏家。在北宋士大夫的收藏圈里，苏轼是一位颇具分量的人物。当时的东京汴梁，是全国人文荟萃之地，苏轼在汴京与友人观摩藏品、彼此唱和的过程中不仅开阔了眼界，也让他逐渐淬炼出一套自己的鉴藏哲学。
王诜是苏轼友人中重要人物之一，他也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和收藏家，其在汴京的府邸堪比现代的艺术沙龙，北宋著名的“西园雅集”就曾在这里举办。王诜在府中营造“宝绘堂”，专门用于存放他所收藏的法帖名画，苏轼为称赞好友的雅好，亲自为其撰写《宝绘堂记》，同时也借此阐发了自己对“人”和“物”的哲学思考。他在开篇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即人可以在器物中注入自己的情感，以此来获得精神的愉悦，但人不可被对器物的占有欲所控制，最终被其拖累。情感可以借物而发，心智不可因物而滞，在苏轼眼中，超越占有比占有本身更有意义。
元祐七年（1092），苏轼收到表弟赠送的两块奇石，其中绿石“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令他想到他在颍州任上梦中被人邀请到一个名为“仇池”的府邸，又与杜甫“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的诗句相契合，所以便给石头命名为“仇池石”，将其视为自己心灵中桃花源的象征，珍爱备至。王诜得知此事后，便写诗向苏轼“借观”，不料他意图占有的心思被苏轼识破，苏轼在回诗中用“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的典故婉拒，随后两人用诗歌唱和两个来回，苏轼最后提出了解决方案，要求王诜用韩干画的两匹马作为交换，但王诜不舍，便拒绝了这一方案。根据《密斋笔记》中所记，王诜曾用韩干的《照夜白图》与米芾交换过颜真卿的《朱巨川告身帖》，说明在王诜眼中，仇池石的价值是不能与颜真卿的书法相提并论的，所以要向苏轼拒绝这么一场亏本的交易。最终苏轼作诗了结此事，其中“盆山不可隐，画马无由牧”，体现了苏轼在收藏上的达观。苏轼的意思是有些东西在物质层面虽然无法给予人实际用途，但精神世界却可以依凭。当人们从中获得了精神需求，又何必在乎物的去留呢？
苏轼作为北宋第二代金石学家的代表，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家，他的金石收藏在当时影响很大，并被收录于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编纂的《考古图》中。苏轼对于金石的收藏不仅仅出于“好古”，而是蕴含着通过金石器物的收藏与研究，与“古”对话，借助复古重塑时代文化的考量。苏轼的画家好友李公麟也酷爱收藏，尤其痴迷于古玉。元祐八年（1093）李公麟在汴京任职时，其子弟赠予他一方陕州的马台石，苏轼建议将其凿成水池用于洗涤收藏的古玉，还为这个池子起名洗玉池，并专门写了《洗玉池铭》相赠。这篇文章特别讲到了世人收藏古玉，往往着眼于商品价值，漠视其所承载的礼乐精神。李公麟收藏这些古玉却是“吊古啜泣”，即对古代礼乐废弛的历史反思。在苏轼笔下，他极力夸赞李公麟的美德，并点睛道：“得丧在我，匪玉欣戚。”
翰墨为戏
——苏轼的书画社交
士大夫画在北宋时期开始兴起，苏轼的功劳不可磨灭。他将诗、书、画的审美内在联系打通，强调绘画应像诗歌一样抒发胸中的情怀和志气。另外，在社会层面，文人士大夫群体认为书法或绘画的成就源于自身的学识和身份，不在于勤苦的练习，心到即手到的心理使他们能够扬长避短，充分参与到书画活动之中。因此，诗画酬唱成为当时文人圈流行的社交方式。
元祐三年（1088），苏轼在王巩家看到王诜为其所画的《烟江叠嶂图》后，令他回想起被贬黄州的万般滋味，提笔在卷末写古风长诗一首，其中有句写道：“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此时仕途重振的苏轼的心态已和黄州时“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悲凉心酸全然不同，这五年的黄州生活反而成为他心中值得回味的地方。他又写道：“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这里仿佛在王诜的画卷中看到的不是普通的山水，而是他心中的桃源仙境。王诜在和诗中也回忆起乌台诗案被牵连的情形，补全了这幅画的创作背景：“长安日远那复见，掘地宁知能及泉……苍颜华发何所遣，聊将戏墨忘余年。”他也不在乎苏轼对他的牵连，肯定了两人之间的交往不是利益的联结，而是纯粹的情感使然。在这幅画中，有限的纸面空间无限拉伸了苏轼与王诜的情谊，画面之中不仅有在汴京时的春风得意，也包含了他们过去共同经历的患难，它塑造了古代文人应有的不屈精神与节操。从此之后，“烟江叠嶂”成了一个诗画题材，在艺术史上颇有影响。元代赵孟頫用大字行书书写了苏轼的《烟江叠嶂图诗》，一百多年后，明代的沈周与文徵明相继在此手卷上依诗补画，跨时空的书画合璧延续了这一由王诜始创、苏轼题咏所共同构建的“烟江叠嶂”文化意象，自此该意象超越了单纯山水画的范畴，成为历代文人寄托隐逸之思与精神独立的精神符号。清代宋荦在江西任职期间，不仅收藏了多件《烟江叠嶂图》相关作品，更修建了“烟江叠嶂堂”，作为宾客雅集的场所。正如宋荦在诗中所言，“晋卿有珍图，曰烟江叠嶂。玉局最心折，品在李郭上”，他将苏轼视为这一意象的灵魂所在。从北宋到明清，“烟江叠嶂”不断被后人追慕、重构与再创造，形成了跨越数百年的书画唱和传统，成为中国古代文人“以画寄意、以诗传心”的永恒典范。
苏轼的豁达超脱，在他与其他文人交往中，亦能看到他的幽默与才情。元祐年间，黄庭坚、秦观等人在馆阁中观赏李公麟所作的《贤己图》，画中有六七个博弈的人，围着盆子看一颗旋转未停的骰子，人物的表情神态各异，其中有一个人在旁边呼喊。苏轼恰好到来，他只看了一眼，便玩笑地说到李公麟模仿福建口音说话，众人疑惑问其缘由，苏轼说道：“四海语音言六皆合口，惟闽音则张口，今盆中皆六，一犹未定，法当呼六，而疾呼者乃张口，何也？”李公麟听后笑而服之。这一桩逸事，不仅见出苏轼对生活细节的敏锐观察，更折射出他在品评书画时那份令人折服的智慧与风趣，嬉笑之间，便将深刻的道理点拨得明明白白。可以说，苏轼在汴京的交游，不仅是一场笔墨的盛宴，更是一场人格魅力的展演，他以真才实学为根基，以风趣幽默为底色，在文人的雅集酬唱之间，将北宋士大夫的才情与风骨推向了极致。
纵观苏轼的人生和艺术，他的伟大不在于颠覆传统，而在于他为文人群体建立了一种既有根基又有超越的可能，这份清醒与坚守，正是他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所在。而这一切，都与中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苏轼是中州文化映射下时代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州在苏轼的心目中，是志得意满时的流连，是致仕退隐时的港湾，是落叶归根时的“故乡”。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
来源：《河南日报》（2026年07月31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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