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以文章名世，他们的书法艺术同样光耀千秋。苏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是宋代尚意书风的代表。苏洵笔力苍劲、结字奇崛。苏辙温润平和、气韵淳和。一门三杰，各具风骨。纵观三苏书艺生涯，从书学思想的觉醒，到笔墨心境的成熟，再到书魂文脉的归藏，始终与中原大地血脉相连。
帝都文会，立尚意书风之基
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年近五旬的苏洵携苏轼、苏辙，自眉山千里跋涉奔赴汴京。彼时的汴京，不仅是天下政治枢要，更是文墨鼎盛之地。欧阳修、蔡襄等文坛领袖力倡“书为心画”，在赓续晋唐法脉的基础上力求新变，形成了开放多元的书学氛围。
初到汴京的苏轼，书学尚囿于蜀中习得的唐楷法度，笔法规矩，未脱古人樊篱。让他完成书学思想蜕变的，是入京后亲炙欧阳修的经历。欧阳修不仅是文坛领袖，更是一位具有革新精神的书论家。他在《试笔》中提出“学书为乐”的主张，认为书法不必拘泥于法度，而应“寓其心以消日，何用较其工拙”。这种以心为书的理念，对年轻的苏轼产生了深刻影响。苏轼在《跋欧阳文忠公书》中写道：“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他从老师不拘绳墨的笔法中，看到了超越技法的精神力量，逐步跳出了技法桎梏，确立了“尚意”的书学主张。他在《评草书》中直言：“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又在《次韵子由论书》中提出“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这种不迷信古法、直抒胸臆的艺术宣言，不仅照亮了苏轼个人的书学之路，更奠定了宋代书法“尚意”的审美基调。
苏洵的笔墨亦在中原趋于成熟，其书法与文章均以气骨见长。他在论书诗《颜书》中盛赞颜真卿书法“骏极有深稳，骨老成支离”，这既是他对颜鲁公的推崇，也是其自身审美理想的写照。苏洵传世书迹虽稀如星凤，但观其《陈元实夜来帖》等尺牍，笔画厚重如磐石，恰如颜书风骨，亦与中原沉雄厚实的文化气质暗合。苏辙伴父兄居京，受中州中正醇厚文风的浸润，书法温润平和、端庄内敛。后人常以“凝练老泉，豪放东坡，冲雅颍滨”概括三苏文风，文如其人，书亦如之，短短数语，三苏书风各异的面貌跃然纸上。
中原行迹，养平淡天真之境
仕途辗转，宦海浮沉，三苏的足迹几乎遍布中原。中原山川的雄浑质朴与市井烟火的平和淡然，与三苏的人生沉浮相交融，一步步淬炼着他们的笔墨心境，让其书艺愈发圆融成熟。
人生无常，书风初转萧散。苏轼早年与弟随父出川，曾于渑池僧舍题诗壁上，后苏轼赴任凤翔。苏轼归途重经渑池，老僧已逝，旧壁颓坏，写下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之句，此诗后来被收入南宋汪应辰所刻《西楼苏帖》，今人仍可从传世拓本中一窥当时的笔墨风貌。清人纪昀评此诗“意境恣逸，则东坡之本色”，这种艺术上的化境，亦与苏轼此时书风由法度森严走向心意萧散的转变一脉相承。
山川浑朴，酝酿平淡之境。元祐年间，苏轼在京任职，常往来于汴京与嵩洛之间，得以亲近这片中原名山。苏辙宦游中州时亦多次行经嵩洛，所作《登封道中三绝》有“青山欲上疑无路，涧道相萦九十盘”之句，写尽山行幽深曲折之趣。苏轼在《评草书》中悟得“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的道理。刻意求工，反失自然；心意萧散，落笔反而神妙。这一时期，苏轼的笔墨愈发丰腴宽博，拙中藏雅，不再斤斤于点画形态，而是将半生风雨的感悟尽数融入笔端。苏轼在《与二郎侄书》中总结为文之道：“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虽是论文，移之论书同样精当。黄庭坚论苏轼书风演变有云：“东坡书，彭城以前犹可伪，至黄州后，掣笔极有力，可望而知真赝也。”可见其书风在中年以后发生质变，从早年的锋芒峥嵘，走向晚岁的平淡天真。
退藏归隐，笔墨归于本真。苏辙大半生宦居中原，晚年定居颍昌（今河南许昌），闭门谢客，日以笔墨自遣。《宋史》卷三三九《苏辙传》载其“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其传世书迹，笔法平缓，气韵淳和，俨然一派谦和内敛的中州君子之风。元人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称其书“瘦劲可喜，风味绝高”。中原大地的坦荡与包容，抚平了苏辙仕途的坎坷心绪，也让他的笔墨褪尽浮华，归于本真，与其兄苏轼的豪放旷达、其父苏洵的厚重苍劲，共同构成了苏氏一门各具风骨、交相辉映的书法风貌。
嵩岳归骨，凝中州浑厚之魄
三苏晚年，书艺已臻化境。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流放岭南，途中遇雨滞留襄邑，抄录旧作《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合为一卷，笔意雄健而气韵沉厚，被后世推为东坡晚年行书的双璧。又如《答谢民师论文帖》，枯笔处苍润相生，浓墨处腴而不腻，正契合他“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的艺术主张。苏洵毕生推重颜书风骨，笔下沉劲有骨力。苏辙晚年闲居颍昌，笔墨亦未尝废离。三苏的暮年笔墨，不再是早年技法的刻意求工，而是超越了中年意气的纵横驰骋，将一生的悲欢离合、宦海沉浮、山川行迹，尽数化入毫巅。
苏轼病逝常州前，遗命葬于嵩山下，苏辙不负兄托，将之安葬在郏县小峨眉山麓。苏辙身后亦归葬于此，元人又置苏洵衣冠冢，遂成“三苏坟”。1972年，苏辙之子苏适的墓志铭在郏县三苏坟附近出土，此墓志志盖为苏轼第三子苏过题，志文由苏辙长子苏迟撰文并书丹，详细记载了苏氏家族归葬中原的始末与家世谱系，其书法承袭苏门一脉的温润淳古之风。这件深埋于中原厚土之下的石刻文献，实证了三苏“魂归嵩岳”的记载。
三苏虽生于蜀地，却在中原这片土地上完成了书法艺术的终极沉淀。明人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有句精当的评语：“东坡先生书，深得徐季海骨力。”而此等沉雄骨力所化的浑茫气象，不正是中原大地厚土所育、千年文脉所养吗？
碑碣永峙，延千年墨韵之泽
三苏魂归嵩岳，不仅留下千古佳话，更让郏县三苏园成为书法文脉传承的圣地。自宋以降，这里碑碣林立，历代文人雅士谒墓题咏、临摹遗墨，将仰慕之情化作一方方石刻，让三苏书魂与中原厚土相融相续，蔚为大观。
元代元贞年间，元好问之子、汝州知州元拊主持修治二苏墓园，以擘窠大字为苏轼、苏辙立“宋东坡子瞻苏先生墓”“宋颍滨子由苏先生墓”两通楷书墓碑。明代郏县乡贤王尚絅倾资修葺三苏坟祠，正德年间手书“青山玉瘗”坊额，石坊背面以楷书镌刻其自撰《祭三苏先生文》，嘉靖初年又作《宿苏坟》诗作，由其子王同以行书书丹上石。碑阴另刻郏县知县尹庭《祭苏坟二首》，其篆额亦由王同所书，堪称明代行书碑刻的典范。嘉靖年间，河南道官员任维贤、骆颙先后致祭三苏，各撰《祭三苏先生文》并勒石，为明代官方祭典的重要实物遗存。
清代，谒墓题咏更盛。顺治十四年（1657年），张汧以按察司佥事分巡河南道，任内作《陪李公愚瞻苏冢二首》刊石，是清代前期题咏碑中的佳构。乾隆年间，河南巡抚毕沅拜谒祭扫并局部修缮三苏坟，撰文《祭苏文忠公文》，由时任郏县知县康铎以楷书书丹、配篆书碑额，是园内清代官方碑刻的核心遗存，至今保存完好。此后至光绪年间，舒亨熙等文人题咏亦先后刊石，构成了跨越数百年的题咏脉络。
这些碑刻不仅承载着对三苏的追思，更是苏氏书风在地缘文脉中的绵延。园区内的东坡碑林，汇集了启功、沈鹏、张海等当代名家书写的苏轼诗文，既是对一代文宗的永恒礼赞，也为后世留下了一道穿越千年的艺术盛宴。可以说，郏县三苏园的石刻群落，是凭吊先贤的碑林，更是苏氏书法泽被后世、融入中原文化血脉的活态传承。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来源：《河南日报》（2026年07月10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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