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治理，历来牵动国计民生。在历代治黄方略中，北宋中后期的“回河之争”颇具代表性。该争议的核心问题是，黄河究竟是恢复宋初以来旧称的“京东故道”导引东流（此称为回河），还是维持庆历八年（1048年）商胡埽（今河南濮阳县东）决口后形成的“商胡大道”北流态势。这一时期历任户部侍郎、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的苏辙，以孙村（今河南濮阳境内）开河为议题，多次上书谏言反对黄河东流而力挺北流，提出以尊重自然规律、体恤民生、防范风险为核心的治黄方略。这种治理思路，为后世江河治理乃至当代生态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
生态治理观：尊重自然，因势顺导
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黄河治理的首要前提。苏辙在《论开孙村河札子》《论黄河必非东决札子》《乞罢修河司札子》等文中，围绕水性、黄河水文特征以及河道演变规律，提出尊重自然规律、因势顺导的治河基本逻辑。
“因水之性，功力易就。”苏辙认为，“水性避高趋下”，只有引导河水流向低处，河流才能安定。黄河的水文特征表现为“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河水重浊，所至辄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决”。黄河流经黄土高原，裹挟大量泥沙，当水流湍急，泥沙伴随水流输送，河道得以畅通；当水流变缓，泥沙便会淤积而抬高河床，进而引发决口改道。因此，在苏辙看来，河道变迁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至元祐年间，黄河北流已成现实河道，且“北流深处，水行地中，实得水性”。但回河工程却弃用此道并试图堵塞，人为干预使黄河重新向东流淌。东流旧河道狭窄、地势偏高，依靠人工修筑软堰、硬堰强行将北流河水导向东流，本质上就是以卵击石。软堰难以抵挡汹涌水势，硬堰又会壅塞水流、抬升河床水位，极易引发更大范围的决口水患。
疏浚孙村河道以分流河水就是回河工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于此，苏辙直言不讳：其一，每年夏秋季节河水泛滥，孙村地势低洼，涨水向东流出，但东边地势偏高且河道狭窄，若强行疏浚以使黄河回流，只能使得水行地面而泛滥成灾。其二，孙村当前所挖掘的渠道深度和宽度极为有限，根本无法对北流主河道产生影响，即便强行开凿，也会因水流变缓而加速泥沙淤积，形成“两河并行”的失控局面，最终落得“河不可回，而患甚于前”的结果，反而需要耗费成倍的人力财力加固堤防。苏辙就此提出警示：“欲以人力胜之，力尽则患甚于前。”之后历史上数次回河实践接连失败，印证了苏辙的预判。
苏辙认为，河道治理，理应观察水势的自然流向，参照以往涨水旧例而顺势引水，沿途修复堤防损坏缺失之处，以解决决口泛滥问题。不过，他也指出，顺应自然水势具有利弊两面性。夏季洪水泛滥，致使秋季庄稼遭受淹没与冲毁，此乃其弊端所在。其益处则体现为，洪水退去后，淤积的泥土厚度可达数尺，冬小麦的收成相较于其他田地，可达十倍之多。据此，苏辙主张，在远离河道的地方修筑堤防，不与水争地，进而化水患为水利。同时依据泥沙淤积与河道演变趋势，灵活实施加固堤防、疏浚淤堵等举措，让黄河顺应地势自然流淌，减少人工干预对水文生态的破坏，以达到“水行其道，民安其居”的目的。这种治理思路，在盲目追求水利功绩的北宋朝堂，无疑是理性而清醒的认知。
民本治理观：关注成本，体恤民生
坚持以民为本、务实惠民，是黄河治理的根本出发点。苏辙非常关注民力、民生问题。他在《论开孙村河札子》《三论回河札子》《论黄河东流札子》等文中，从财赋不足、民力损耗两个层面予以详细论述。
其一，回河工程耗资巨大，加剧财赋负担。北宋元祐年间，朝廷内外财用匮乏。作为户部侍郎的苏辙，精准核算回河工程的巨额成本，直指这项工程劳民伤财：黄河改回故道一年之内，就需征调役兵两万人，囤积梢桩、物料三千余万；仅河北转运司一年开河费用，“用钱七万三千余贯，粮一十七万余石，梢草一百五十二万余束”；设置修河司以来，“使过朝廷应副见钱四十九万余贯”，其他花销尚未详记，而彼时普通居民一年用度花费大概在30—60贯之间；因分水缘故，河北河道由一条变为两条，北流额外增设四十五处埽，增派三四十名官员，河清兵三千六百余人，物料七百一十六万三千余束。此般财力耗费，引得苏辙感叹：“其为耗蠹，何可胜言！”与此同时，在苏辙看来，回河工程耗费具有持续性。大规模的工程一旦兴起，势必不会中途停止，预先估算工程所需的材料和费用，往往只会“有少无多”。如果官府无法独自承担，必然要向百姓摊派，“官出其一，民出数倍”，公私耗费也就难以衡量。再加上所需梢草动辄数以千万计，临时收购将引发价格上升，如果只让官府和百姓议价收购，那么花费将无法计算，而这些钱都是“百姓膏血，不可轻用”；如果下令配买物资，河朔地区刚刚遭受灾害，百姓困苦疲敝，民力尚未恢复，只会增加民间额外负担，甚至还会产生意外的祸患。
其二，回河工程劳役沉重，摧残民力。回河工程需要征调数以万计役工，进而致使农耕荒废、民力枯竭。据苏辙统计，元祐六年（1091年），春季劳役人员就达十余万人，大量民夫脱离农田。盛夏时节，劳役病死数量上升，“毙于道路者不知其数”。即便冬季暂停征役，来年春暖再次征调役兵服役，祸患还是会像以往一样。百姓反复承受劳役之苦，身心俱疲、怨声载道；春耕、夏耘、秋收无人打理，多将导致粮食减产、饥荒蔓延。所以，苏辙主张废除回河工程，将所需人力、财力用于民生救济、农业恢复，以此缓解灾荒、安抚百姓。
系统治理观：统筹全局，预判风险
强化系统统筹、做好风险预警，是黄河治理的关键方法。黄河治理从来不只是水利问题，更是复杂的社会治理与政治安定问题。苏辙的高明之处，便在于具备整体贯通的系统思维，能够将水利工程风险与社会治理风险、边防风险统筹研判，提前预判出片面决策可能诱发的系统性危机，理性看待风险程度，形成了极具远见的风险治理理念，这主要体现在《论开孙村河札子》《三论回河札子》《再论回河札子》等文中。
其一，社会风险。苏辙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水利工程不考虑实际民力和财赋，将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诱发民变。他在《论开孙村河札子》中指出：“河上役兵劳苦无告，尝有数百人持板筑之械，访求都水使者，意极不善，赖防逻之卒拥拒而散。”参与治河的役兵常年辛劳、申诉无门，曾有数百人手持筑河工具前往面见主管官员，情绪已然失控，幸亏巡逻兵士及时阻拦，才未酿成事端。他又在《三论回河札子》中直言：“苟民力穷竭，事变之出，不可复知，饥饿相逼，必为盗贼。”一旦民力耗尽、生计无着，百姓迫于饥寒便会铤而走险，社会秩序与统治根基都会受到冲击。苏辙警示朝廷：无休止的劳役只会透支民力，最终引发社会动荡。这种将水利工程与社会稳定统筹考量、预判民生风险的治理思维，充分展现了苏辙立足全局、居安思危的长远政治眼光。
其二，边防风险。主张回河东流的一派，其重要依据便是黄河回归故道后，可拱卫北宋都城开封的东北边防安全。苏辙立足地理格局与黄河水文规律，对这种片面的边防论调逐一辩驳，理性分析其中潜藏的风险。首先，黄河自西山向北、再折向东入海，河北诸州便尽数处于黄河以南，如此一来，往日契丹南下袭扰的隐患便可大为缓解，正所谓“平日契丹之忧，遂可无虑”。其次，黄河北流引发的河水漫溢，多会延伸至契丹境内，即便河道日后再度北徙，最终也只会形成“虏地日蹙，吾土日纾”的局面，边境压力实则更多落在契丹一方。再次，契丹素来擅长骑兵作战，并不熟悉水战舟楫之术；若其想要跨河南下，架桥渡河需要大量木材、人力修筑设施，契丹物资匮乏，根本难以实现。退一步讲，即便对方尝试筹备，朝廷也可提前设防。加之黄河上游均在宋朝境内，只需沿边各州打造战船、屯兵积粮，便可顺流应对。由此可见，黄河北流并不会给契丹南侵提供可乘之机，所谓北流威胁边防的说法，实属杞人忧天。苏辙的分析没有陷入片面的边防恐慌，而是依托现实地理与水文条件作出客观判断，避免朝廷因错误预判做出激进决策，彰显了兼顾边防安全与河道治理、务实审慎的治理思路。
千年岁月流转，苏辙审慎理性的治河智慧历久弥新，为当代江河治理、流域生态建设积淀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也为新时代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指引与实践参考。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哲学学院）
来源：《河南日报》（2026年06月26日11版）
统筹：吴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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