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与河南深度结缘，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20岁的苏轼与父苏洵、弟苏辙自四川眉山远赴汴京应举，到崇宁元年（1102年）魂归郏县，足迹遍及开封、郑州、渑池、许昌、汝州、光山、襄县、叶县、淮阳、郏县、唐河等地。中原的山河气象、民生百态与人文底蕴，深刻塑造了他的诗词品格与人生境界。
兄弟手足情：子瞻与子由
苏轼与苏辙的兄弟情谊，在中国文学史上传为佳话。嘉祐六年（1061年）11月，苏轼被任命为凤翔府签判，兄弟俩首次远别，苏辙送兄至郑州西门。苏轼写下《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这首离愁别恨的经典名篇。“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开篇即奇，“醉兀兀”三字极妙，不是酒精的麻醉，而是离愁的恍惚。弟弟已经骑马远去，我的心仍“已逐归鞍”，比直抒胸臆的“我很难过”要感人百倍。苏轼登高回望，弟弟的身影被坡垄遮断，只见“乌帽”在起伏的坡路上时隐时现，而“出复没”三字，动态化地道尽了目送者的情感寄托，回忆亲人背影的经历人皆有之，但苏轼把它写成了千古绝唱。
苏氏兄弟之情发自情性、终生如一。熙宁四年（1071年）4月，苏轼出任杭州通判路过陈州（今淮阳），探视时任州学教授的苏辙，相聚数月后离去，苏辙送兄至颍州而别，苏轼写下《颍州初别子由二首·其二》。“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开篇便以“别”字直切主题，为后面直叙陈州的生活情景做了铺垫。“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始我”以下几句插入回忆，回想孩子牵我衣襟的场景，如今秋天已过，人生离别之恨终究如秋风来去般无法左右。“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语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他感慨地告诫弟弟，人生如飞蓬，聚散离别是循环往复的，“此事古难全”，要以长远的视角来看待人生的无常。
坚守良知：洞察民生疾苦
嘉祐五年（1060年）春，苏轼丁忧期满返回汴京，途经许州（今许昌）时，写下了五言古诗——《许州西湖》。太守宋庠刚刚征调民夫疏浚了湖道，使其东西相通，“滟滟春渠长”，许州西湖变成了一处风景名胜。“夭桃弄春色”的西湖春景热闹非凡，“游人坌已集，挈榼三且两”道出如织的游人提着酒壶来到湖边畅饮，俨然一派城市游乐的繁华景象。“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颍川七不登，野气长苍莽。” 然而诗至此处，笔锋陡转，这20个字如一声惊雷，打破了诗前半部分的旖旎氛围。“但恐”二字尤为精妙——它并非直接的批判，而是一种深沉的忧虑，那些沉醉在西湖春游中的城里人，可知道离此不远的颍川田野，已是连续七年庄稼歉收、满目苍凉的景象？“颍川七不登”绝非夸张之辞，而是苏轼对当地灾情的实录。在“池台信宏丽，贵与民同赏”的表面繁荣下，苏轼看到了劳役的沉重，“纷纭具畚锸，闹若蚁运壤”，成百上千的民夫如同蚂蚁般搬运泥土。整诗将夭桃春色、城市的宴饮狂欢与郊野的荒凉萧瑟进行鲜明对比，构成了一组极具张力的美学对立。《许州西湖》是苏轼早期反映社会民生以及对困苦现实敏锐洞察的代表作。同年，苏轼在途经唐州（今唐河）时，目睹了太守赵侯主持修复了三处陂塘，疏浚了召渠等水利设施，成功招抚流民回归土地耕作，使“唐土富实”，写下了《新渠诗》五章。与《许州西湖》中对役使民力的批判不同，《新渠诗》表现了苏轼对民生关怀的另一面，以及对惠及百姓“国本在农”善政的赞颂。
旷达人生：人间有味是清欢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赴凤翔任上，苏辙送至郑州分别，作《怀渑池寄子瞻兄》一首，当苏轼再过渑池时，此景即情，作《和子由渑池怀旧》一首。“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此诗首颔联以议论起题，发出对人生的感叹：一方面，承接苏辙诗歌“长途怕雪泥”，变实为虚，创作“雪泥鸿爪”的经典比喻，表现诗人初入仕途时的迷惘，体会人生的变化与无常；另一方面，诗歌彰显了苏轼独特的哲理思考，把人生看作悠悠长途，所经历之事不过如留泥之鸿爪，不是终点和目的，读来充满情韵与理趣，启人心智。
元丰七年（1084年）7月，苏轼贬谪黄州近五年之久，接到量移汝州的命令，写了留别黄州父老的经典词作《满庭芳·归去来兮》，此词以真实感染的情绪和浑然天成的结构为后人称道。首句以“归去来兮”来效法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强烈愿望，但“君命”在身，发出“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表达了欲归不得的怅恨。下片中的“人生底事，来往如梭”是对人生无定的叹息，无法掌握命运的痛苦心情溢于言表。“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笔锋一转，想起故地的秋风和洛水的清波，一个“闲”字将上述愁绪化开，气氛开朗明澈。整首词意象鲜明，婉转含蓄，情真意切。同年12月，苏轼赴汝州途经泗州入河南境，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此词将细雨、斜风、淡烟、疏柳、蓼茸、蒿笋等意象熔于一炉，即目所得，质朴清新。清茶、野菜和粗粝简食，被他写出至美滋味，末句“人间有味是清欢”照亮全篇——真正的幸福，在于内心清净、生活俭朴。汝州虽为贬所，却让苏轼彻底放下了得失之念。中原质朴的山水烟火使得苏词转向明朗、通透、温润。这首词可谓中国极简生活美学的高峰，亦是苏轼人生境界的宣言。
以形写神：艺术哲思与审美表达
苏轼精通诗词文赋和琴棋书画，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自己独到的审美意识与艺术观念。元祐二年（1087年），他在汴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时，创作了《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此诗以议论开篇，观点鲜明。开篇四句以批判追求形似的艺术风气入题，随后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艺术见解，苏轼认为诗画在艺术本质上是相通的，共同追求自然天成与清新的艺术风格，他以边鸾与赵昌的画作为例，强调绘画要“以形写神”、力求神似，正所谓“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苏轼以诗论画，系统表达了其重神韵、尚自然、倡导诗画一律的文艺美学思想，是其艺术哲学的精炼总结，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与美学意义。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贬知英州过汝州探视苏辙，并同游龙兴寺，写下了《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诗的开篇六句主要写欣赏龙兴寺吴道子壁画，赞扬吴画的独特风格和艺术价值。“丹青久衰工不艺，人物尤难到今世”，感叹人物壁画艺术走向衰微的地步，起因在于“观物”的缺失，导致人物壁画形象走样。所以苏轼提出“随物赋形”“观物须审”的艺术方法，他审知吴道子画中“三昧”，物象摹写的好坏，关键在于得其“神态”，做到“妙算毫厘得天契”，方能达到无人为雕削痕迹，合天工自然之美。
精神原乡：青山一发是中原
“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澄迈驿通潮阁二首》）表达了苏轼对河南的眷恋，不仅是他地理意义上的归宿，更是文化认同的映射。“青山”消解了时空的距离，对“中原”的遥望，实则是对文化根脉的自我确认。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病逝于常州，遗命“葬我嵩山下”。崇宁元年（1102年），其子遵嘱，将其安葬于郏县小峨眉山下，后来苏辙、苏洵（衣冠冢）相继附葬于此，形成三苏墓园。至此，河南成为三苏人生的最后归宿和精神原乡，也成为三苏文化在中原地带的核心载体。
豫见东坡，看见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更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苏轼的河南行迹，是文学的足迹，更是人文精神的印记。以苏轼为代表的三苏文化在中原的传承，是历史的延续和文化的新生，更是时代的使命。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来源：《河南日报》（2026年05月22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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