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既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经验总结，更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重要指引；既是宏观政策的重大创新，也体现了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是经济发展依托从以“物”为主转向“以人为主，人物结合”的重要体现，也反映了未来将着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特征的内涵式发展。投资模式转型其内涵是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人”和“物”的互动构建起高质量发展的强驱动力，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突破传统要素增长瓶颈、逐步构建未来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投资于物”的效率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时期中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投资拉动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改革初期物质资本稀缺所带来的投资优势、需求缺口弥合所带来的市场优势和技术前沿追赶所带来的后发优势，这三大优势不仅支撑了高强度、高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也保障了投资的回报率。但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完成，资本相对充裕、需求相对饱和和接近技术前沿使得高强度、高增长的投资模式逐渐式微，投资于物正面临着急剧上升的成本挑战、产能过剩的价格挑战和结构转型的重构挑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为“投资于物”指明了方向，即未来的“投资于物”必须超越传统基础设施和一般性资本设备的范畴，聚焦于构建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核心技术的突破与迭代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一方面，推动投资重心由“规模扩张”和“传统领域”转向“价值增值”和“新兴领域”。“十四五”时期，我国投资重点逐步聚焦于关系国家发展和安全全局的硬科技领域，着力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端试验验证平台，加大对高端芯片、工业母机、战略性新材料等关键领域的投入力度，使得创新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更多的关键核心技术得以突出重围，大国重器、大国工程不仅为经济增长增添动力，也为经济安全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将投资与数字化、人工智能相结合，以数字化改造、智能化转型推动中国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着力推动投资方向与智能产业革命深度对接，将工业互联网平台、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全产业链智能传感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作为重点投资领域。依托作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位的优势，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通过系统部署智能制造单元、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促进数据要素在全产业链深度渗透、广泛共享和有序流动，实现生产方式的智能化变革、商业模式的创新突破。“投资于物”效率不断提高不仅牵引“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总量接连跨越三大台阶，今年有望达140万亿元左右，而且还使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高，经济中“新”“质”的分量持续增长，2024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规模比“十三五”末增长近5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十三五”末增长42%。
“投资于人”的优势不断发挥
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一般生活需求的充裕、美好生活需求的不足，传统供给的过剩、高端供给的短板，引进吸收消化技术创新模式的乏力、技术前沿先发优势的缺失，共同导致了盲目扩大物质投资只会带来产能过剩和“内卷式”竞争加剧，中国经济仅仅依靠传统的“投资于物”时代渐行渐远。但无论是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满足、高端供给增长还是前沿技术提供，其依靠的动力和主体都在于“人”。虽然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但丰富的人力资本资源，正是中国优势的集中体现和未来转型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投资于人”就是将中国丰富人力资本优势充分释放和人的价值充分发挥，不断提高“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让“人”充分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
人口质量红利潜力巨大。要改变人口红利时代将人口仅仅作为充裕和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的做法，要将人口转型与人力资本、资本深化、劳动生产率、创新行为等人口质量特征相联系。通过充分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将国家行动与个体生育、储蓄、教育、就业等异质性行为相关联起来，就能实现人口转型的“负债”性转化为“资产”性。具体表现在：第一，人口质量不断提高。我国多年来持续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薄弱环节，强基补短，“十三五”末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8年，2024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21年，人口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第二，人才红利、知识红利得到挖掘。以新一轮科技革命在经济社会各类场景中广泛渗透为机遇，丰沛的劳动力内部潜藏的人才红利、知识红利、工程师红利不断开发，各类人才和知识潜力也不断发挥。第三，健康红利持续改进。加快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高度重视城市化进程中迁移至城市的新型农民与城市的社会融合，逐步达到人进城、心落地和向市民化转变。第四，老龄化红利挖潜力度加大。2024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9.0岁，比2020年提高1.07岁。通过提高老年劳动参与率，逐步实行弹性退休制度，鼓励更多老年人从事社会公益、社区服务和老年服务等活动，让老年人资源得到有效合理利用。
人力资本驱动增长的贡献越来越高。从“十四五”时期看，由于受人口负增长影响，人口规模驱动增长的贡献已转变为负，而人力资本驱动增长的贡献则不断增长。从“十五五”时期到2035年看，劳动力规模受人口老龄化影响将会进一步萎缩并对经济增长形成拖累，但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能够有效对冲劳动力规模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与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创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发生逆转，即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下降而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上升，创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达到50%。
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这一方面说明随着我国人口从数量增长转向数量减少、人口数量优势让位于人口质量优势，必须通过“投资于人”将14亿多人口的优势充分释放出来，通过“投资于人”不断夯实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另一方面也说明要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投资于物”充分立足于“人”的需求、诉求和愿望，将“物”的投资始终置于市场需求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轨道，实现物质资本回报率上升和满足人的需求相统一，不断培育增长新动能。
物质资本投资要围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使“投资于物”的效率不断提高。当前，全球正迎来新一轮科技突破的广泛渗透与高度活跃期，其影响力、融合力和推动力均达到空前水平。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展现出高技术含量、高效益和高质量的特点，其演进节奏与全球科技革命同频共振，能够迅速吸纳并转化国际最新科技成果，不断拓展生产力的外延并深刻重塑其内在效能。首先，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识别和顺应科技变革趋势，确保其始终与尖端技术紧密结合，引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优化传统行业，也孵化新兴领域，并前瞻性地部署前沿产业，从而构建出以创新为标识和核心动力的生产力新格局。其次，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力量，有助于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并实现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型。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生产体系得以重构：以掌握数字和智能技术的新型劳动力为基础，借助人工智能、智能机器设备等先进生产工具，以及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推动生产向高度自动化与智能化方向迈进。生产体系还可根据需求和实际经济情况不断优化运行方式，持续推动生产力形态与质量实现跃升和变革。最后，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培育创新型的行业与企业主体，推动其实现规模化和市场化发展。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布局紧密相连。通过促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向商业化、规模化应用转化，助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最终推动产业结构实现转型迭代与全面升级。
“人”的投资要围绕提高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充分发挥人才红利、质量红利优势。当前，我国积累了雄厚的人力资本，为创新驱动和经济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人口总量下降带来的挑战并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中国需着力将庞大的人力资本储备转化为智力优势。就未来而言，首先，积极推动“三新”经济发展，加快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通过产业转型和市场空间拓展，有效吸纳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规模持续增长的青年就业人群，形成人力资本提升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良性循环。其次，打破劳动力在区域、行业和身份属性方面的流动壁垒，充分激发青年群体的流动活力。应着力降低青年求职者的流动成本与制度摩擦，使其职业选择与能力积累更趋协同。再次，深化产学研融合机制，推动教育体系、科研系统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促进教育响应产业变革、科研前瞻布局、产业引领创新，从而有效减少结构性失业，增强青年就业适应性与稳定性。最后，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与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借助数字化手段优化要素配置，延续传统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发挥数字技术的内生增长动力与网络外部性，拓展范围经济，推动产业生命周期不断更迭，实现从依赖“人口红利”向释放“数字红利”的战略转变。
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以“人”和“物”的互动构建起高质量发展的强驱动力。一是要以新型基础设施与人才升级相融合推动形成发展新动能。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投资于物要跳出和超越传统的“物”的思维，将资金重点投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领域，建立“硬件建设”与“人才赋能”的联动机制。在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审批建设中要实施人力资本技能提升计划，确保项目建成一批、人才培养一批，实现“物”的建成运用与“人”的技能提升相统一。二是要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与人力资本储备互促共生的政策体系。要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核心，突破传统产业政策边界限制，打通产业间藩篱，形成人才和技术、劳动力和资本相互转化、流动增值的良好生态，形成物质资本投入与人才资本积累深度嵌合的“双轮驱动”模式。此外，我国各地区都建立了不同数量不同等级的高新区和产业集群，未来要打破高新区和产业集群的空间限制，从产业生态化、人才多元化、技术共享化等多个维度，建立起技术迭代和人才升级的良性生态机制。要推动高新区和产业集群内预留产教融合用地，使园区、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共建共享实训研发空间，形成“教学—研发—生产”一体化布局。通过对产业生态的持续跟踪，提前感知不同行业重点人才供需状况，建立不同行业重点人才动态监测平台，引导高校动态调整专业设置，设立涵盖园区、企业的战略性人才储备基金，支持企业联合院校开展前瞻性人才培养项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河南日报》（2025年11月21日第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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