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加强文明互鉴与文化传播意识
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创新，需要对传统的学科路径、知识生产方式与人才培养方式进行反思，需要朝着建构学生、学术、学科一体化格局的方向努力。脱离时代和社会需求的学科建设路径，是很难结出果实的；没有问题导向的知识生产，是很难实现知识创新的；不能与学生培养相结合的学科，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正是基于这些基本的考虑，我们在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传媒史”研究过程中，一直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传播学科的可能性，在研究过程中突出了如何提升中国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的问题意识，并有意吸引大量本科生、研究生参与到项目研究和课程建设中来，使他们在参与重大课题研究中提升对于文明互鉴历史的理解，提升文化传播的能力与素养。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文艺对外传播的大量个案研究，发掘出许多鲜活的有助于增进文明交流的历史经验，并对文艺作品如何通过文字、图像、声音的跨媒介传播取得良好传播效果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文艺作品的跨文化传播，要比在同一文化语境中传播面临更多的难题，需要充分考虑不同文化群体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语言习惯、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接受心理、审美习惯等方面的差异，需要寻找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共同点和共通性元素，需要处理好“我们想要说的”和“国外听众想要听的”两者的关系，需要创造融通中外的话语方式和叙事方式，需要调整好宣传与传播、说服与诱导、灌输与渗透的关系，才能有效提升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力与影响力。
二、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需要增强立足中国的问题意识，不做西方知识体系的翻译者和模仿者
只有立足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社会实践，才能增强知识生产的原创性。“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与创新，需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逻辑路径中展开，充分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过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中国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各学科还需要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实践，重点挖掘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社会实践在应对、破解世界性难题方面的价值与意义。譬如，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以及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与美学思想等，对于破解当今的世界所面临的难题，都是具有启示意义的。通过系统地发掘、整理与研究，才能做好中外融通和文明互鉴，增强中国文化的话语权、传播力与影响力。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各学科都能够参与中国故事的讲述，“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的要求，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而要讲清楚这些重大问题，则更需要各学科的深度参与，需要增强学科建设的主体性。
三、各学科之间深度交叉融合，才能够有效增强文明互鉴与文化传播
对外文化传播是一项具有系统性的工程，需要考古学、地理学、民族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传播学、语言学、心理学、文艺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通力合作，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上融通各种资源，通过跨学科跨行业协作，聚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和不同行业的传播资源，形成对外传播的创新合力。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例，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各学科是各有所长的。考古学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探源，政治学、历史学从不同朝代社会治理等方面来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过程，都是侧重于从事实层面展开研究的。作为一种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社会治理实践、民族政策等历史事实有密切的关系，更与历史事实的叙事有着密切的关系。任何观念的形成都离不开叙事与传播，叙事与传播对于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变化，有时要远比事实更有力量。上海交通大学从神话的发展演变探索中华文明的源流，更多是从叙事层面展开的。而文艺研究者更多面对的也是叙事的问题。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叙事有时比本事更有力量，文艺作品具有情感化、形象化、审美化的叙事特征，在文化传播中具有其独特作用，可以有效解决观念传播中的各种障碍，解决受众不愿接受或拒绝接受的问题。就河南的地方文化资源而言，包公、岳飞本人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远远比不上包公、岳飞叙事（小说、传说、图像、戏曲、曲艺）的影响。杨家将本事的影响是很小的，但其叙事的影响则是巨大的。宋代以来，杨家将故事的发展演变，《四郎探母》《杨门女将》《三关排宴》《穆桂英挂帅》等戏曲版本的演变，以复杂而曲折的方式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岳飞、杨家将、包公等地方资源，可以成为丰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文化资源，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文明互鉴研究所要面对的问题更为复杂，需要各学科之间通力合作，从多个角度梳理文明互鉴的历史进程及其复杂性。融通中外并不断提炼中华文明的关键词、理论与方法，需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加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建构对外话语体系，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