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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重大创新

《中原智库》(2017)  张占仓2019-11-26

  2015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次出现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实践和思想理念,不仅上升到理论层面,同时也上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创新,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初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13亿人口的不懈努力赢得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的历史事实,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重大创新。

  一、大国和平崛起理论与实践

  关于大国崛起,全球有很多研究,各家观点都值得重视。纵观大国崛起研究,不管是现实主义学派的核讹诈,还是自由主义学派的国际合作,建构主义学派的相互认同,霸权周期理论的轮流做庄思想,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与融合,对我们都有借鉴价值。但是,也都不是我们以儒家文明为特征的占世界人口比例最大的中国应该简单学习和使用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经济政策和“韬光养晦”的政治谋略,江泽民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胡锦涛提出的“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建设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到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和“合作共赢”的外交关系准则,始终使中国沿着和平崛起的道路稳步前进,国内理论界也从民族文化的深度努力探讨和平崛起之路,使全民族在一心一意谋发展上形成空前的历史共识,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们创造了连续34年国民经济持续保持98%增长速度的奇迹,打破了二战以来过去由日本创造的连续27年国民经济保持92%高速增长的记录。虽然,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激励着全国人民持续努力,持续攀升,持续攻坚,持续前进。

  近两年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但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仍然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大的引擎。中国从2010年开始,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而且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还一直在比较快地攀升。在科教发展方面,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科学中心。面对世界第一大国美国,中国善用太极文化之哲学,2013年在美国创造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影响巨大的“庄园会晤”,2014年在北京创造了意味深远的“瀛台夜话”,2015年在美国再次创造世人瞩目的“白宫秋叙”,开创了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外交关系新篇章,为中美两国避免陷入过度博弈的“修昔底德陷阱”奠定了政治基础,为下一步持续坚持和平发展之路寻求到新的政治支撑。

  因此,中国用自己13亿人的实践向全球证明,一个大国可以和平崛起,人类的政治智慧和文明积淀完全有可能避免过度竞争,这比以往任何政治经济学的解释都具有说服力!这就是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之处,也是将为人类文明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全球治理最灿烂的思想火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习近平合作共赢理念及战略意义

  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的韬光养晦,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研判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着力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以亲、诚、惠、容理念全面推进周边外交,并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同时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国际事务中更加主动发挥建设性作用。习近平合作共赢的理念对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与进一步建立健全国际政治新秩序影响深远。我们梳理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合作共赢的系列讲话,可以发现习近平总书记站位高远,政治责任意识强烈,其合作共赢思想将对未来全球政治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这么高频度地阐述与强调合作共赢?因为,从1989年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奉行单边霸权主义,引致局部战争不断,导致近几年难民潮越来越大,出现了全球治理危机。而正在逐渐强大的中国,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历史需要发出“中国声音”,世界治理需要中国智慧。因此,从2012年初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倡导合作共赢的同时,通过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筹建和开始运行亚投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主持召开APEK北京峰会、参加联合国大会等,积极推动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无论是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与稳定,还是对国际政治关系新秩序的建设与发展,都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特别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与深化,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起到了导向作用,对我国稳定与发展意义重大。这种合作共赢的思想起因是一种新的政治境界,一种政治家对全球的高度责任感,结果是建立了一种新的国际合作理念,促进了各国的共同发展,有利于造福普通民众。因此,习近平合作共赢的理念与思想及其推动实施的实际效果,就是当今世界最好的政治经济学。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过去,传统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关,而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关。经过改革开放以后多年的探索,中国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苦的摸索与试验,逐步认识到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巨大威力,全社会对市场与计划关系的认识出现了重大进展。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谈话,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以伟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非凡胆略,坚定地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基本路线,有力地回击了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质疑。

  我们党和国家对市场作用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党的十四大以来的持续探索,我们对科学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展比较顺利。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定位,更为透彻地表达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真谛。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习近平形象地将这两种力量称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并对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作过多次深刻论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就要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尽管市场配置资源存在着过度竞争、事后平衡等配置失效的问题,但是在灵敏反应市场信号、激发市场主体动力、推进技术进步等方面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尊重和遵循这一基本规律。保持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就要用好“看得见的手”,这个手指的是政府宏观调控之力。当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使用“看得见的手”。社会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有的建设周期长、收益率低,有的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市场如果要维持正常的运转,也需要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经济保持高速发展,本身就说明了我国政府的作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在我国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和市场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行为往往表现为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市场功能往往表现为供求、价格自发调节和公平竞争,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初步建立市场与政府辩证统一关系的体制机制,既实实在在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又在国际舞台上显示出日益增强的核心竞争力,可以说明中国历史性地选择了符合自己国情的科学发展之路。这条路,还很长,还需要持续做艰苦细致的探索,但是确实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条科学之路、健康之路和发展之路,坚定不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大有希望。

  四、结束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是伴随中国和平崛起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出现的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事件。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科学、客观、公正地认识和分析中国在全球和平崛起、提倡合作共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重大问题内在联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深厚东方文化积淀和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历史进步的需要,也是几代人孜孜以求逐步探索用无数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财富,已经用30多年持续高速发展的事实向全球展示出这种道路的科学性,是对世界文明的积极贡献。中国的经验弥足珍贵,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对合作共赢的新价值观、对建立健全国际新秩序均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作者系省社科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