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 李文堂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不仅对我们研究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具有方法论意义，对我们今天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研究阐释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古今中外法”强调扎根中国研究世界，从中国历史内部寻找社会变革的规律，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首先，跳出西方民族国家范式，在文明内生逻辑中把握“中国特色”。这里的“特色”已不局限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拓展到人类不同文明视野。“中国特色”表现在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许多维度，但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决定的，也是由中华文明的内生逻辑决定的。
其次，跳出西方政教分离范式，在德性政治文明传统中理解党的领导。西方民族国家范式的出现，一大背景就是政教分离。世俗化的政治行为不再以政治德性为基础，伦理学与政治学分离、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分离，最终导致政党政治丧失了古典政治德性。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具有政治德性，并在中国化过程中逐渐融入了中国德性政治文明，突出强调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两个结合”深刻诠释了这种政党形态，并以高度的文明自觉极大提升了其文明气质，通过自我革命重新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使之成为具有鲜明德性政治文明特质的先进性政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理论共识、价值导向与秩序安排。
再次，跳出科学理论与道德实践脱节范式，在“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的统一中阐释党的政治德性。为什么一个由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能够融入德性政治文明并在其中发展壮大？因为德性政治文明有一种“明明德于天下”的文明关怀，这种“明德”是一种理性之光，与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共产党追求真理、献身真理的美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这种强烈的理论关怀是诚意正心的党性修养的基础，充分体现了德性政治文明的精神特质。正是在这种文明母体中，党的自我革命、党规严于国法、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创新才能徐徐展开。
来源：《人民日报》（2026年05月18日08版）
统筹：吴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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