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
□赵保佑 阎铁成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概括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的科学论断。嵩山文明作为中原文化区的核心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重瓣花朵中的花蕊，诞生在“天地之中”的嵩山文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丛体中的区域文明，经历了中华文明孕育、奠基、形成、一体化和走向辉煌的全过程。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嵩山地区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进一步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作出考古学诠释。因此，考察和研究嵩山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对于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重要论断具有重要意义。
一、10000年前孕育出中华文明的萌芽
考古发现证实，50万年前，环嵩山地区已经有了人类居住，南阳杏花山遗址、洛阳孙家洞遗址出土了这一时期的人类化石遗存。距今25万—5万年前，郑州织机洞遗址向人们展示着古人生活的生动印迹，许昌灵井遗址发现距今10万年前的“许昌人”遗骨，展示出古人向现代人进化的自然进程。距今5万—3万年前，中国现代人在嵩山地区形成，中华文化基因开始孕育。平顶山仙人洞遗址发现的人类遗骨证实，这一时期的人与现代人已无区别，郑州老奶奶庙遗址周边20多处遗址呈现了多个人类居住点围绕一个中心营地串联而居的景象，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以血缘关系为单位生活并与多个血缘关系单位守护相望的生活习俗，萌芽了氏族聚落的雏形。在其中的中心营地，还出现了以家庭为单元生活的场景。郑州方家沟遗址，人们把生产、生活、休息的场所分别设置，彰显了人们开始有规划地安排生活设施。郑州赵庄遗址发现，人们建筑了祭台，开始了精神祈祷与营造活动。许昌灵井遗址，人们制作出了栩栩如生的飞鸟，开始了中国最早的艺术创作。这些文化意象孕育了文明胚胎，夯实了中华文明肇始的坚实基础。
距今2万—9000年前被称为新旧石器过渡和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制造原始陶器、磨制石器，孕育原始农业，中华文明开始起源，环嵩山地区的李家沟遗址以其蓬勃发展之势点燃文明星火，使嵩山文明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
郑州新密李家沟遗址分为三个文化层，最下层是10500—10300年前的旧石器晚期文化层，人们在这个文化层中发现了一件局部磨制的石锛和素面夹粗砂陶片，这是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磨制石器和陶器残片，说明这一时期的李家沟人生产力水平有了飞跃，特别是陶器烧制技术的开创和掌握，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化层中发现的石器与之前的石器相比，制作技术有明显进步，可以应用船形和柱状细石器技术剥取细石叶，娴熟地加工出典型的端刮器、琢背刀、石镞、雕刻器等典型的细石器组合。文化层中还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牛、马、鹿、猪等脊椎动物骨骼遗存，大型食草类动物的比例高达半数以上，说明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仍是这一时期人们的主要生计来源。此外，文化层中还出现了数量较多的人工搬运石块，其具体用途尚不明确，但显然应与当时人类的居住活动相关。这些情况并不见于时代较早、流动性更强的旧石器遗址，而与稍晚的新石器时代的发现比较接近，应该是过渡阶段新出现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现象。
在旧石器晚期文化层的上面，是距今约10300—9000年前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层，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最早遗存，也是同时代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遗址之一。这一文化层明显增厚，说明遗址使用规模与稳定性远大于旧石器时期的细石器文化阶段。文化层中发现了很清楚的人类活动遗迹，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石块聚集区，堆积区由石磨盘、石砧与多块扁平石块构成，夹杂着数量较多的烧石碎块、陶片以及动物骨骼碎片等。其中，带有明显人工切割痕迹的食草类动物长骨断口，清楚显示遗迹区进行过加工动物骨骼的活动，石块聚集区的发现和大量烧石的存在，说明当时人类居住已相对稳定，并具有用火的能力。文化层中发现200多片陶片，说明当时人们已大量使用陶器。发现的陶片均为夹粗砂陶，颜色有浅灰黄色、红褐色等，器形很单一，均为直口筒形类器物，保留了早期陶器的特点。尤为突出的是绝大部分陶片的外表都有纹饰，以压印纹为主，还有类绳纹与刻划纹等。部分陶片的质地较坚硬，显示其烧成火候较高，已不是最原始制陶技术制成的特点。这个文化层中发现的大型食草类动物遗存数量锐减，表明这一时期的生活方式与旧石器晚期相比发生明显变化，即从以大型食草类动物为对象的专业化狩猎转向采集植物类的食物与狩猎并重的生活方式。
在新石器早期文化层上面，是距今9000—7000年前的新石器中期的裴李岗文化遗存，在这一文化层中发现了典型的裴李岗文化特征的陶片以及其他遗存，显示出李家沟文化发展的连续性。
李家沟遗址新石器早期文化阶段较成熟的制陶技术和细石器技术显示，其文化是一个依托当地环境而独立发展起来的体系，确立了其独立起源的原生性质，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二、8000年前开始中华文明的奠基
距今9000—7000年前是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时期住房建筑出现、原始聚落出现、原始农业出现、家畜驯养出现、专业制造出现、契刻符号出现、原始乐器出现、原始礼仪出现，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开始形成。环嵩山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以其丰富的创造、广泛的分布、强大的影响，被学界称为中华文明的奠基。
裴李岗文化以嵩山为中心，方圆约200公里，遗址达200多个，其中的郑州裴李岗遗址和唐户遗址、漯河贾湖遗址等是典型代表。
裴李岗文化遗址证实，当时人们开始在临近河边的向阳台地上建造房屋，房屋有椭圆形、圆形、圆角长方形和不规则形，有单间、双间、三间。以房屋营造为标志，土木建筑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人们延续着族群共同生活的传统，通过集中建造房屋形成了聚落，开启了氏族社会的最初生活形态。裴李岗文化聚落内房子布局有序，设施功能区分有别。聚落内有人工修筑的排水沟渠，聚落周边有利用自然沟壑修建的防御式壕沟。显然，这些聚落的规划和建设是在有组织背景下完成的。以聚落建设为标志，社会组织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与原始农业相关的遗存，发现了大量石制生产工具石斧、石锛、石铲、石锄、石镰、石刀等，发现了人工培植的水稻和粟，表明裴李岗文化已由最初的采集农业向种植农业转变。以生产工具、粟和稻遗存出现为标志，原始农业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猪、羊、狗、牛、鸡等骨骼，表明人们已经开始家畜圈养。以家畜圈养出现为标志，膳食营养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和陶器，从规模数量和制造技术上看，是由专门的社会成员制作的。精美的石器是裴李岗文化的突出代表，人们已经非常熟悉石器的造料和制坯技术，磨制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陶器制造已经相当成熟，大件用泥条盘筑法，小件用手捏，器物表面饰有点纹、坑点纹、指甲纹、划纹等，个别器物上还饰有乳钉。以陶器、石器制造出现为标志，原始制造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与纺织有关的遗存和文物，莪沟遗址的陶制蚕蛹，贾湖、裴李岗等遗址的骨针、纺轮，陶器上的绳纹、网纹等，说明纺织品已经出现。以纺织工具出现为标志，原始纺织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人们已经认识到将采集的果实和种植的粮食去掉外壳将内核碾碎更易于被人体吸收，食物煮熟了更美味，于是创造了石磨盘和石磨棒，创造了烹煮类炊具鼎、甑、钵，盛放类炊具盆、瓮、缸，汲水类炊具壶、罐，餐具类器具碗、盘、杯、勺、铲等，酿酒的滤器、喝酒的酒杯、储酒的酒壶等。以炊具餐具出现为标志，原始餐饮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人们已经有了审美意识，在郑州裴李岗、漯河贾湖等遗址中出土了绿松石饰件、玉石管件、石环等饰品，发现了不少雕塑陶制动物，在郑州莪沟遗址还出土了一件陶塑人头像，谱写了中国美术雕塑史的最早篇章。以佩饰、陶塑出现为标志，原始审美艺术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中出土的龟甲、陶器、骨器、石器上，刻画有文化符号，经古文字专家考证，这些契刻符号与晚它六千年的商代甲骨文惊人相似，一是皆以利器为工具把符号刻在龟甲、骨器上。二是都与占卜相关。三是造字原理相同。四是书写特点与今日的汉字结构相一致。因此，许多文字专家认为，贾湖契刻符号应该是一种文字。以契刻文字出现为标志，原始文字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中出土骨笛30多支，这些用丹顶鹤尺骨制作的乐器形制固定、制作规范，今天仍能奏出四、五、六、七声音阶。贾湖骨笛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以骨笛出现为标志，原始音乐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的墓葬都遵从一个方向，墓圹为长方形土坑，贾湖遗址的墓葬还发现了棺木，葬式一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一般3—5件，最多的20多件。承担农业生产和狩猎活动的男性墓葬，随葬品多为石铲、石镰、石斧、箭镞等生产工具。从事家务和采集活动的女性墓葬，随葬品多为石磨盘、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器具，极个别的墓葬还随葬有饰品和艺术品。裴李岗文化的葬俗从布局、墓圹到随葬品都形成了基本制度。以葬俗出现为标志，原始礼仪规制知识体系开始形成。在郑州裴李岗遗址还发现了目前中国最早的刻有獠牙的面饰，反映了先民对自然神灵的崇拜与祈求。
裴李岗文化在生产、生活、营造、文化、礼仪、社会组织等方面开始形成一系列原始知识体系，在这些知识体系指导下开创形成的诸多方面的创世性成就，使她成为同一时期多元文化群中的翘楚和引领者，她不仅拥有其他遗址中的所有创造，并且以其独有的乐器创造、契刻文字创造、雕塑艺术创造、礼仪规制创造等，为中华文明的创立作出了全方位的贡献，这是同时期其他遗址很难比肩的。
更为重要的是，从考古发现来看，整个裴李岗时代影响并促进了陕西的老官台文化、河北的磁山文化、山东的后李文化、江苏的顺山集文化、湖南的彭头山文化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各区域文化接触、沟通、碰撞和融合的枢纽和平台，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的文化整合。裴李岗文化的创新创造和这一时期所发挥的引领作用，具有奠基中华文明的意义。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所说，由于裴李岗文化的强势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文化已存在一定的交流和联系，在文化上萌芽了“早期中国”的雏形。
三、6000至5000年前催生中华文明的形成
距今7000—4000年前，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各个文化区文明元素快速发展，贫富不均的墓葬、庞大的环壕和城池、宏伟的祭坛、庞大的水利工程、精美的玉器、丝绸与铜器、中轴建筑都出现了，反映了社会生产发展、社会分工产生、社会阶层分化、原始国家出现等最新社会成就，标志着以区域文明为特征的中华多元文明形成。
在这一时期，环嵩山地区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的仰韶文化强势崛起，出现了数十座拥有规模巨大环壕或城池的聚落，演绎了“万邦林立”的壮阔场景，创造了农桑文明、历法文明、城市文明、建筑文明、邦国文明等重要成就，主导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创造的彩陶文化影响了半个中国，被人们誉为最早的文化中国，创造形成的轩辕黄帝文化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文化，嵩山文明成为中华文明重瓣花朵中最璀璨的花蕊。
创造丝绸纺织，中国古代农桑文明开始形成。在郑州青台遗址发现了5500年前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质地轻薄稀疏，丝缕纤细，已有纱和罗两个品种，且已经过颜色的炼染。罗的织作技术复杂，织物染色工艺高超，它们的出现说明丝绸织造工艺技术已非常成熟。青台遗址还发现了麻纱、麻绳、麻布残片等麻织品，出土了大量纺轮、骨针、骨匕、陶刀等纺织工具。在郑州汪沟遗址也发现了5000年前的丝绸遗存，在郑州双槐树遗址还发现了与骨雕蚕和丝绸有关的遗存，说明5000多年前环嵩山地区的人们已普遍掌握了养蚕缫丝纺织技术，他们植桑养蚕，取蚕丝巧织经纬，书写了丝绸纺织历史的最早篇章，自此农桑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
创造观象授时，中国古代历法文明开始形成。6000年前，环嵩山地区的人们通过多年观察已经对天体运行有了基本认识，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龙虎图组成了一幅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星象图，郑州青台遗址筑起了北斗星系的祭坛，郑州大河村的人们将自己对太阳、月亮、星系、日晕等天象的观察彩绘在陶器上，并且有了以12个太阳、3个月亮表达某种概念的意识，书写了中国古代观象授时天文学的最早篇章。
创造大型殿堂建筑，中国古代建筑文明开始形成。5500年前，西坡遗址建造了庞大的殿堂，开创大型宫殿建筑之始。5500年前，青台遗址开始使用土坯筑墙，开创建筑材料革命的新时代。5500年前，大河村遗址构筑了木骨陶塑房屋，开创房屋建筑新模式。5000年前，双槐树遗址布局了前朝后寝宫殿群建筑，中国建筑夯土筑台、中轴对称、宫寝分设的布局与形式初步形成，开启了中国古代都城宫室制度的先声。
以城池创造为标志，中国古代城市文明开始形成。5800年前，环嵩山地区开始构筑城池，先后出现了清静沟城、西山城、点军台城、龙山岗城、大河村城、水牛张城、后岗城、郝家台城、戚城等，其中郑州清静沟城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夯筑城池。清静沟城池由四重环壕、一重城墙组成，平面呈圆形布局，面积在50万平方米以上，用当时最先进的方块版筑法修筑。以清静沟城池为标志，中国城市文明开始形成。
以社会分化为标志，中国古代社会文明开始形成。这一时期，环嵩山地区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普通聚落与中心聚落悬殊明显，中心聚落规模宏大，建有防御设施的城池或环壕，说明等级和阶级关系的产生，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掠夺和被掠夺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单体聚落内部的等级化、分层化也十分明显，高规格建筑出现，部落内部的贵族阶层开始出现，贫富分化比较明显，非正常死亡大量出现。在环嵩山地区这一时期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独有的发展模式，以“天人合一”为原则，注重社会与环境的和谐。以“祖先崇拜”为手段，注重血缘关系的架构。以王权为核心，注重人类社会发展，以礼乐文明为规矩，突出社会秩序的稳定，形成了尊贵轻富、尚朴重礼、倾力民生、注重家国的社会传统，种下了中华文明“轻宗教而重民生”的文化基因。
以百万平方米遗址出现为标志，中国的邦国文明开始形成。考古发现表明，距今5800年前，环嵩山地区开始出现规模庞大的中心聚落，面积在数十万平方米以上，有的甚至达到百万平方米以上，大河村、清净沟、西坡、北阳平、青台、汪沟、双槐树、西山、苏羊等遗址，都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环壕或城池，聚落内出现规模庞大的殿堂，特别是双槐树遗址首次出现了高台建筑、中轴对称建筑、“前朝后寝”式布局、主要殿堂下的北斗九星等埋藏，一改此前公共建筑环形布局、体现社会成员平等的形式，彰显了权力的至尊无上，肇始了后来的王国时代、帝国时代宫城和宫殿建筑的基本格局。所有这些表明，社会权力机构已经出现，维护权威的“承天而治”理念、尊卑有序的礼制建筑等已经形成，原始国家文明开始登上社会舞台。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说，双槐树遗址面积超过110万平方米，发现了三重环壕、大型建筑基址、墓葬、祭祀遗存，所代表的时代已经进入了古国阶段。
以黄帝时代出现为标志，中华文明初步形成。据《史记》等记载，这一时期万国林立，环嵩山地区的黄帝部落分别战胜炎帝和蚩尤，统一黄河中下游地区，分疆野、明礼乐、立制度、兴百官、种五谷、创文字、定干支、作历法、制音乐、兴嫁娶、作衣服、创医学、建屋宇、造舟楫等，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奠定了华夏民族的基业。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以黄帝时代为标志，中国开始进入文明社会，因此黄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四、4000年前开始主导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
距今4500年前，曾经辉煌无比的红山、良渚、海岱、甘青、屈家岭等文化，由于文明发展的理念和自然环境的变化等原因，没能向更高层次、更广阔范围推进，消弭在了历史硝烟中，而它们所形成和留下的文明元素，却在环嵩山地区汇聚、碰撞后开始蝶变。环嵩山地区开放包容的胸怀，最大限度吸收接纳周边区域文明中的精华，而所坚守的“轻神去奢、敬祖重生”持续发展传统，为文明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于是一个以嵩山为中心的政治共同体逐渐形成。距今4000年前，融汇了各地先进文化元素、具有发展强势的夏王朝在嵩山地区建立，文化认同上的“家天下”和超越族群地域的王朝在中原崛起，开始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
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政权，近年来，在环嵩山地区，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了4000—3600年前的郑州王城岗、许昌瓦店、郑州新砦、洛阳二里头等遗址，被认为是夏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都城遗址。从一系列的考古发现看，夏王朝势力范围已“咸有九州”，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势力南至长江、北至幽燕、东至海滨、西至甘青的王朝国家。夏王朝时期，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国家行政机构初具规模，设置了百官，依照典章“夏礼”管理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设置了兵民一体的军队。制定了“禹刑”，分为死、墨、期、膑、宫和幽闭6种，以肉刑、死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初见端倪。修筑了监狱，称“夏台”或“圜土”。夏王朝创立的一系列政治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变革，开启了上古政治文明，影响中国四千年。正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所说，夏王朝“开启了以中原为主导的、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新的阶段——王朝时代”。
距今3600年前，商王朝推翻夏王朝先后在环嵩山地区的郑州、安阳、鹤壁等地建都，将文明发展推向新的辉煌。商王用战争征服其他族群并开疆拓土，王国势力大大超越夏王朝，影响已经达到今日中国约三分之二的国土。商王朝形成了由商王、行政主官、决策执行机构和各级地方官员构成的权力体系，机构更加完善，政令更加畅通。建立了宗法制度，嫡长子继承制成为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的核心内容，强化了统治。刑法更加细化，后世称商代“刑有三百”“刑名从商”。商王朝军队建设十分强盛，当时已经有了师、旅的建制，有了车兵和步兵，动用千军万马的军事活动在卜辞中常见。商代的城市和文字已经成熟，典章已经出现，《尚书》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中国古代文明制度在商朝基本成型。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指出：“商灭夏后不但尽有夏商之民和尽有夏商之地，并且进一步扩大控制的范围，建立了一个比夏朝版图大得多的统一王朝。作为商代早期都城的郑州商城，其规模之大与规格之高又远非夏朝都城的二里头可以比拟。由此华夏文明进入了繁荣昌盛时期，并得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为往后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11世纪，推翻了商王朝的周王朝，在环嵩山地区的洛阳建立东都，在殷商文明的基础上，弱化神治，强化礼制，形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又一座高峰。周王朝时，疆域进一步扩张，封国几乎遍布今日中国版图。中国第一部散文集《尚书》、中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诞生，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杂家、纵横家等诸家思想学说争鸣，形成了轴心时代“郁郁乎文哉”的中国优秀思想文化。
夏商周三代，以嵩山文明为基础，形成了古代中华文明政治、经济、文化等核心内涵，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独特风格、价值取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发展路径。战国后期，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形成了从没有过的一统疆域，在南到闽越、北到燕辽、西到甘青、东到江淮的辽阔范围内，使用了同一种文字，实行了同一种制度，共享了华夏共同体的文化。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完成缔造。嵩山地区的文明元素开始推向全国，其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文明内容，全部演化为中华文明的主体内涵。
五、2000年前开始引领中华文明走向辉煌
距今2200年前，中国进入大一统时代，“得中原者得天下”，汉魏、隋唐、五代、北宋先后在环嵩山地区的洛阳、开封等地建都，引导古代文明走向辉煌。魏晋的民族融合与汉唐的强盛统一进一步强化了全国范围内的文明一统，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等科技发明影响了世界进步；隋唐开创科举制选官，促进了人才流动、巩固了中央集权、推进了文化发展；经学、史学、理学、玄学、汉赋、唐诗、宋词、书画等铸造了文化丰碑，陶瓷、冶铁等的创新使制造业不断攀上新的高峰，建筑以东方独有的雄浑和典雅完成了最后的涅槃，佛教等中外文化交流使中华文明汇入新的文化意蕴。元代以后，虽然嵩山地区不再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其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曾有不少区域参与了文明的创造，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都未能像嵩山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这样连续不断，嵩山文明广泛融汇汲取其他区域文明的优秀精华，持续发展、不断进步、涅槃重生，不仅参与了中华文明形成的全过程，创造了中华文明的主要成就，还以博大的胸襟将诞生在各地的多元文明融合在一起，缔造了一体的中华文明，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作出了充分的考古学诠释。
（作者分别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
来源：《 河南日报 》（ 2025年09月12日 第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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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张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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