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扩大内需作出战略部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明年经济工作要抓好的八项重点任务之首，并提出要在大局中把握明年经济工作的关键着力点，围绕做强国内大循环，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这些重要部署，都凸显了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市场的重要性。
从大国经济特征认识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战略之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反复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深刻阐明了扩大内需对发展全局的基础支撑作用，彰显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美国是最典型的例证，依托其约占经济总量七成的庞大消费市场，奠定了经济稳定的基石，并以此维系全球影响力。大国经济要达到更高发展水平，必然要经历从依赖外需到内需主导的深刻转型。改革开放后，我国融入国际大循环快速提升了经济实力，通过扩大内需有效应对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积累了成功经验，但也使我们清醒认识到，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绝不能将发展的基础建立在不可控且多变的外部市场之上，只有建立强大而完整的内需体系，才能为畅通的经济运行提供稳定支撑。
全方位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将更为明显。在内外部发展环境更趋严峻复杂的大背景下，只有坚持立足国内，全方位扩大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增强发展主动性，才能够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从稳增长角度理解扩大内需战略
回顾最近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扩大内需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同样居于重要地位。
我国强调扩大内需战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减少特殊情形下外需风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冲击。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或防止经济剧烈下跌的角度考虑，以国内需求为主，减少外部因素的负面冲击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因此，要优化政策举措，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使社会再生产实现良性循环。
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据统计，2021年至2024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86.4%，其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56.2%，比“十三五”时期提高8.6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3.5%，比上年全年提升9个百分点。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第二大进口市场。可以说，内需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扩大内需战略不仅符合我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也契合改善民生的社会发展目标。
准确把握提振消费需求的基本逻辑
从本质上说，市场的底层逻辑是供给方、需求者之间自发开展的商品买卖与服务交易活动。在当前我国产能相对过剩、需求疲软的背景下，更应关注需求方的购买力和购买意愿。
做大国内市场的第一要务是聚焦百姓的消费，因为消费是市场需求的核心主体，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多数年份低于60%，与发达经济体存在明显差距。
分析原因。首先，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情况看，2013年以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长期稳定在42%至45%之间，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因此，要通过系统性改革，优化初次收入分配体制，不断提高普通百姓分享经济成果的比例，提升其获得感。与此同时，增加居民的财产收入、优化个人所得税、提升最低工资水平等措施也有助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其次，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不完善之处，对居民消费信心产生消极影响。例如，生育、教育、看病、养老、购房以及收入稳定性等问题仍在制约居民的消费意愿，导致居民的预防性储蓄率偏高。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当前我国居民“不敢”将更大比例收入用于短期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从收入统计的角度看，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每月定期支付的按揭贷款相当于直接吞噬了居民的收入，挤占了他们在居住服务之外的其他消费空间。再次，三年疫情给国人带来了心理冲击，打击了消费的积极性。“十五五”期间，如何让居民理性对待外部不可控风险，尽快修复消费信心，也是全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新问题。最后，从人口基数看，我国需要进一步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倡导积极婚育观，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
高度重视消费市场的供给优化
我国消费市场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需求不足，但并不意味着仅仅提供商品和服务就万事大吉。事实上，消费市场的供给端也存在结构不合理、供需适配性不高等问题。例如，这些年备受关注的境外抢购潮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内市场高端消费品和优质服务的相对匮乏。境外扫货之所以盛行，主要是一些消费者因国内商品质量参差不齐，通过出境旅游或海外代购购买奢侈品、奶粉、保健品、电子产品等商品。事实上，我国的消费品工业并非做不出好产品，而是这些好产品把国际市场作为主要目的地，导致国内消费者无缘这些好产品。近些年来，不少外向型企业在商务部门的协助下，依托电商平台，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把众多外贸优品推向国内普通家庭。这种市场结构的调整一方面顺应了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减少购买力外流，另一方面也能助推消费品工业借扩大内需的政策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此外，我国的服务性消费供给具有很大的优化空间。2024年，我国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1%，较2020年提高了3.5个百分点。服务市场的发展潜力不仅表现在养老、托育等刚需服务的稳步增长，以及营养膳食、健康护理、家庭教育等专业化家政服务需求的不断融合，也表现在随着文旅、体育领域出现的沉浸式、体验式消费的迭代创新，以及数字与智能服务消费的快速崛起催生出服务创新的新空间。我国服务产业应顺应居民消费演进趋势，及时应对消费变化，融合新技术、新场景，加大服务产品创新力度，为百姓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服务产品，让消费者享受高品质服务，获得更高的情绪价值。
制度和市场双向发力提振民间投资
投资既是当期需求，也是未来供给。要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推动投资止跌回稳，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优化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管理，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作用。要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系统性打通制约民间投资的堵点、难点、痛点，让社会资本“愿投、敢投、能投”。
民营企业的投资需求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扩大内需的重点领域。2024年，我国全社会固定投资达到51.44万亿元，其中民间投资25.76万亿元，占比为50.1%，是我国投资领域的半壁江山。不可忽视的是，民间投资信心不足问题较为突出。2023年和2024年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下滑0.4%和0.1%，部分民营企业面临“不敢投、不愿投、不能投”的现实困境。这些表明，一些针对民营经济的制度约束尚未完全消除，在项目投资、招投标等领域，竞争中性政策尚未真正落地，民营企业可能会遭遇身份歧视，存在“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三重系统性障碍。民营经济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至今未得到有效破解，金融领域的隐性壁垒仍在困扰一些民营企业的发展。
让人欣慰的是，近期民间投资的制度环境已经出现明显好转。今年5月20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可以看作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安排。国务院办公厅在上个月刚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民间资本将有更多机会参与铁路、核电、水电、跨省跨区直流输电通道、油气管道、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和储运设施、供水等领域项目，新兴的低空经济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民间资本也可以有序参与。同时还提出，支持民间资本更多投向工业设计、共性技术服务、检验检测、质量认证、数字化转型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
随着民间投资新政的落地，民间投资的发展疲态有望得到改善。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增强供需适配性的角度看，激活民间投资益处多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在选择赛道、技术创新、品牌塑造等方面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消费品生产领域和生活性服务业的民营企业能更敏锐捕捉市场变化，在丰富产品供给、引领消费趋势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从供给侧为扩大内需作出贡献。
着眼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做强国内大循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必须坚持内需的主导地位。提升扩大内需战略的政策效果，就消费市场而言需要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发力，以提升购买力和增强购买意愿为突破口。同时，应规范消费市场秩序，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不法行为，并尽快废除限制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的地方政策，将购买选择权归还市场。对民间投资需求的提振不仅要打破制度环境中的各种障碍，优化营商环境，同时还需要改善供需失衡状况，提升市场效率，让民营企业在宽松的制度环境和向上的市场环境中敢于投资，乐于投资。
（作者系北京工商大学新商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河南日报》（2025年12月19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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