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新民
2014年是河南考古学的丰收年，考古新发现惊喜不断，考古学研究硕果累累，科技考古继续蓬勃发展，文物保护水平全面提升。由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主持发掘的新安县汉函谷关遗址被评为"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使我省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数量升至40项，继续冠居全国各考古单位榜首。由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华夏考古》编辑部主办的“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自2008年举办以来已进人第六个年头。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八次发掘、新安县汉函谷关遗址、汉魏洛阳城宫城四号建筑遗址、洛阳衡山路北魏大墓和禹州神童建业钧都新天地钧窑址，人选“2013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史家珍主编的《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被评为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
一、考古发现令人惊喜
2014年，我省全年完成灵井许昌人遗址、淮阳戚城遗址、郑州市东赵遗址、洛阳汉魏故城遗址、隋代回洛仓遗址、开封北宋东京城新郑门遗址等近30项主动性项口的考古发掘工作，完成发掘面积20000余平方米。完成了省内公路、输油输气管线、工业集聚区等17个重点建设项口和郑州、洛阳、安阳、新郑等城市建设的文物保护工作，发掘文物点170余处，完成发掘面积近80000平方米，发掘墓葬近5000座。上述考古工作有效服务了全省经济建设，为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区提供资源储备和智力支持。
近年来，我省旧石器考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2004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队合作开展了旧石器专题调查工作。调查范围集中在郑州市区西南及新密、登封南部，新发现旧石器文化遗存近20处。旧石器晚期石核工业遗存的发现，是本阶段调查的重要收获。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的灵井许昌人遗址又有重要发现，新出土了27块古人类头骨化石断块，化石断块有完整的枕骨、部分顶骨、眉脊、面骨和颅底骨等。这批新发现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分布在9号探方西部约3平方米的范围内，与2007,2008年度发现的“许昌人1号头骨”化石相距较近，属同一地层，地层年代经测定距今10万年左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现场观察，确认是一新的古人类头骨，可称为“许昌人2号头骨”。
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考古是河南考古的重头戏。淮阳戚城龙山时代城址考古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戚城龙山时代城址叠压于晚期城址之下，两座城址大体重合，略有错位。戚城龙山时代城址东西长约420米，南北宽约400米，面积近17万平方米。以发掘的东墙南段探沟1为例，城墙顶宽约14. 3米，底宽约28.5米，残高约3. OS米。城墙结构分主墙体和内护坡两部分。城墙筑法上采用版筑、夯筑和堆筑等筑法，夯窝直径5厘米左右，为集束棍夯。2014年10月，“淮阳与华夏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淮阳市召开，与会专家依据文献记载和上古传说，同属“三皇五帝”的撷项、帝髻及舜等活动区域均与淮阳有关。戚城龙山时代城址的发现、发掘与研究再次表明，以淮阳为代表的豫东北地区是探讨中原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区域。
东赵遗址位于郑州市西郊的高新区沟赵乡赵村南，处于夏商文化分布核心区域。2012年10月一2014年12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东赵遗址进行了连续性考古发掘与勘探，确认东赵遗址存有大、中、小三座城址。其中，东赵遗址小城为郑州地区篙山以北发
现的第一座确认的新碧期城址，该类遗存的发现，对解决新碧期文化面貌、性质及归属问题会有极大帮助。东赵遗址中城是为数不多的二里头时期城址，内涵丰富，城内发现集中成片的圆形地穴式遗存，坑内发现完整的猪骨架、石铲、未成年人骨架、龟壳等，初步判断为祭祀遗存。此外，还发现一出土卜骨的祭祀坑，这是口前发现的夏代后期单个遗迹出土卜骨最多的，对研究夏代后期的占卜制度具有重要意义。遗址南部发现商代早期大型建筑遗迹，面积达3000平方米，由此推断东赵遗址为商代早期郑州商城西部一处重要聚落。东赵遗址还发现有两周时期文化遗存，特别是西周早期城址的发现，为研究郑州地区西周文化，探讨西周封国管国提供了新材料。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伊川县徐阳墓地抢救性发掘了1座古墓葬和1座车马坑。M1规模较小，长3米，宽2. 5米，深6米，出土陶鼎、豆、壶等随葬品。车马坑开口长7.55米，宽5. 95米，深2. 8米，共有车6辆、马13匹，东西两排，南北并列。在车马坑东北角还发现牛头8个、羊头21个、牛羊蹄若干。在陪葬车马坑周围的台地上钻探发现同时期小型竖穴土坑墓200余座和疑似车马坑5座。
通过出土遗物，可以判断徐阳墓地应为春秋中晚期。为探索徐阳墓地的性质，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还对顺阳河流域展开了全方位考古调查，在宜阳县柏杨镇南留村东发现一座城址，确认为西汉陆浑县城所在。据调查，汉代陆浑县城遗址叠压在东周文化层之上，东周文化遗存在时空上与徐阳墓地相一致。西汉陆浑县城应为东周陆浑戎聚居之地，徐阳墓地车马坑中最多一辆车上有四匹马，与其陆子身份也相符合。此外，马匹和车辆的摆放形式，以及牛羊头蹄葬等都具有西部少数民族风格，而与洛阳东周车马坑存在较大的差异。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郑州名典房地产瑞景金座项口，在新郑市梨河镇三里岗村北共布10 x 10米探方64个，发掘面积6400平方米。这是一处战国时期的制陶遗址，主要以烧制陶n、陶釜一类陶器为主。已发现陶窑20座、灰坑160余座、瓮棺葬7座、水井3眼。其中有4座较大的灰坑内堆放了大量烧制完好的红陶n(釜)，推测应该是当时的储藏坑，专门存放烧好的成品。这处制陶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战国时期韩国制陶作坊的布局以及当时的手工业分工提供了实物资料。
河南秦汉至唐宋考古工作，主要是对于古代城址、手工业作坊、仓窖、墓葬等的发掘与研究。2014年3至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三门峡大唐火电厂三期扩建工程内的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古墓葬802座，其中战国至西汉早期秦人墓751座，东汉墓16座，唐墓3座，宋墓2座，明清墓13座，时代不详的墓17座。其中秦人墓是这次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揭示了中小等级秦人墓地平面布局特点和规划理念。该墓地排列密集有序，几乎没有打破关系，应该经过详细规划。一条东西向宽7米左右的疑似神道的空当区，将整个秦墓区分为南北两个大区。北区是战国小型秦墓区，大多数为侧向洞室墓，极少数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品很少，推测是军人墓地。南区是秦代和西汉初的秦人墓，大多数为顺向的洞室墓，个别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大小有别，既有较大的围沟墓，也有瓮棺葬。曲肢葬、蒜头壶仍是主要的秦文化特征，少数直肢葬墓可能是种属的不同而致。该墓地出土有大量随葬品，其中鼎、蒜头壶、黎等铜容器154件，镜、带钩、戈、附件等小件铜器300余件，铁器200余件，各种陶器2500余件，还有少量瓷器和大量铜钱，为研究同时期墓葬文化提供了实物材料。
2014年6月，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百里荣昌陶瓷城墓地进行了发掘，共发掘12座西汉墓。其中M10和M12均为“甲”字形竖穴土坑墓，两墓虽经盗扰仍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M10出土40余件随葬品，在墓室内出土了一枚高浮雕璃虎玉质印章，篆刻有“褚随”两字。M12出土各种质地随葬品150余件，陶器主要有鼎、壶、盒、小壶、罐等;漆器主要有盘、奋盒、耳杯等;铜器有铜镜、铜剑、铜弩机、铜锨、铜车饰等;在南侧器物箱出土玉印1方，正反两面均刻有篆体印文，分别为“孔调”和“臣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M12出土的四神图彩绘漆棺保存基本完好，画面丰富精美，上面施有红、白两色彩绘。北侧绘有朱雀，东侧为白虎，南侧为玄武，西侧为青龙;棺盖上绘有阳乌和蟾赊，主图四周绘有云纹加以修饰。M12的墓主人应该为一个封秩千石或以上的地方官吏，与M12合葬的M10应为其家庭成员。这两座墓葬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中原地区汉代历史文化的发展及随葬习俗、埋葬制度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对太极殿东堂遗址进行了发掘，共完成发掘面积约2700平方米。东堂遗址位于汉魏洛阳城宫城内中部偏西北处，西距宫城正殿“太极殿”14米。东堂为一大型夯土台基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东西宽约48米，南北进深约21米，残存高度0. 6米。台基外立面局部残存有白灰墙皮，在台基南侧设置有两条南北向的慢道，慢道两侧包砖。东堂夯土台基北侧，残存有一条东西向的铺砖道路，道路宽约3.4米，向西通过门址与太极殿院落连通。在道路北侧，为一大型廊房。廊房为以1米的夯土隔墙为轴线，南北两侧各出檐一间，进深3. 1米，开间3.9米，口前发现东西共12间。廊房南侧为东堂建筑院落，北侧为另一院落;廊房西段又被一向北延伸的结构规模相同的另一廊房，分割为西侧的院落1和东侧的院落2两部分，从而构成一个即独立分割、又密切联系的建筑组群。汉魏洛阳城的“太极殿”，其始建年代可上溯至曹魏初年，历经西晋、北魏的修补和沿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建中立极”的大型宫室。通过发掘，明确了太极殿是由东西两侧的东堂、西堂和居中的主殿为主，三座主体建筑的占地面积达8000余平方米，外围以回廊等附属建筑共同构成的一组规划有序、布局严谨、气势恢宏的大型建筑群，是汉魏洛阳城乃至于中国古代建筑体量最大的建筑群之一。
为配合中国大运河“申遗”，自2011年以来，河南文物考古工作者首次对隋代黎阳仓和回洛仓遗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隋代回洛仓遗址位于洛阳市渡河区渡河乡小李村、马坡村西一带，回洛仓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140米，南北宽355米，仓城墙宽3米。仓窖成组分布，整齐排列，间距10米左右，已确定的仓窖数量达到220座，推测整个仓城仓窖的数量在700座左右，远超文献记载中的数量。口前完成发掘面积4800平方米，已清理出完整的仓窖4座、仓城内主要道路2条，仓城外北部道路4条，南部通往管理区的槽运沟渠1条。仓窖的形制结构相同，均呈口大底小的圆缸形，窖口直径约10米，底径7米，窖深7-9米。根据对仓窖底部采集的土样进行浮选和植硅石检测，确定143号仓窖存储的粮食品种为单一的“黍”。通往回洛仓管理区的南北向槽渠遗迹宽20-25米，深6. 5米，渠壁斜直规整，人工开凿的痕迹明显。在清理的C56仓窖内出土有一块阴刻有“大业元年”四字的砖块，推测回洛仓废弃不晚于初唐。
隋代黎阳仓遗址位于浚县城关镇东关村，黎阳仓城依山而建，平面近长方形，东西宽260米，南北残长300米。在仓城北中部发现一处槽运沟渠遗迹，口宽约8米，渠的南端发现有砖砌残墙遗存。口前已探明储粮仓窖84个，口大底小，皆为圆形;口径大小不一。完成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已清理3座隋代仓窖。在已发掘的窖口周围均匀分布有柱础，其中C18窖底中心有中心柱础遗迹。经过对窖内近底部残存的粮食遗存初步检测分析，其为粟、黍等谷物遗存。作为代表隋代不同类型的大型国有粮仓—回洛仓和黎阳仓遗址的同时发掘，全面揭示了我国古代地下储粮技术完备时期的特大型官仓概貌和储粮技术水平以及储粮的种类。回洛仓展示了隋代都城具有战略储备和最终消费功能的大型官仓储粮规模和仓窖形制特征等，黎阳仓则显示出依托大运河而具有中转性质的大型官仓的性质特征，两处仓储遗址也为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提供了隋代运河开凿和利用的珍贵实物证据。
201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继续实施国家大遗址保护项口—北宋开封东京城新郑门遗址考古发掘，完成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已清理至北宋时期城门遗存。新郑门门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60米，南北100米，为带有瓮城的“直门两重”结构。门址城墙现存宽度约20米，高度4米左右。口前一期发掘区域应为城门北半部，最深处距地表约8米，先后揭露2层淤泥层和5层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发现并清理了宋金元明清不同时期的大量遗存，其中包括房屋基址8座、院落基址6处、道路11条、水井1眼、农田1处、手工业作坊1处、灰坑69个、夯土台基1处、城墙1处。出土陶、瓷、玉、石等各类器物和标本1000余件，为研究开封地区环境变迁及城市发展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滑县西班牙小镇住宅小区项口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墓葬13座，类似于手工业作坊遗址一处。遗址发掘面积约540平方米，从东至西大致可分为院1,院2两个区域，院2又可分东、中、西三个部分。共发现房屋21间，从院3经Flt, F13，有一条东北向通人F11的砖铺小路L1。从F18门道向西，也有一条砖铺小路L2，路南有两个方形小池，路西端连接一个通向西小池的沟，沟两边有单层竖砖。该建筑房间交错纵横，互有关联，推测似为半截墙体、半开放的棚户式建筑。房间有大有小，而且屋内有水井、有池、有烧造痕迹，有加温房间，而且房间内出土有几件大瓮，还有多件陶罐、瓷壶、瓷碗、瓷罐。由此推测，这些建筑不应是日常居住用房，而可能为宋代初期的一个中型手工业作坊遗存。
洛阳运河一号、二号古沉船遗址位于堰师市首阳山镇义井村南侧，地处原隋唐洛阳城槽渠(通济渠)故道上，也是汉魏洛阳城阳渠南枝的一部分，是汉魏和隋唐时期槽运河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一号古沉船东西长20. 15米，宽3. 5米，船体残存最高处1. 42米左右，船身最大高度1. 08米。船内设12道隔板，与首尾封板共将船体分隔为13个舱室。经碳14初步测定，沉船时代为清代，为典型的内陆客货两用船。二号船位于一号船东南，侧翻放置，现存残长10米左右，残高1米左右，船体结构与一号船基本相同，在二号船东北2一3米外出土粗瓷坛、罐、锡壶等遗物。
二、科技考古方兴未艾
近年来，多学科联合研究已成为考古学界的共识，整合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力量，以拓展考古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将多种科技采样、检测、分析与研究运用于田野考古工作，拉长研究链条以保存和获取更多有效信息，全面提升综合研究成果。201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动物考古实验室制作现生动物骨骼比较标本40具;完成了“动物考古标本数据库”网络平台的基本建设工作，录人现生动物骨骼比较标本数据2万余条;购置了“德国GOM非接触式三维扫描仪”1台，三维扫描20种动物的头骨。院在抢救性发掘三门峡大唐火电厂古墓葬时，除传统的科学发掘清理外，为了研究秦文化内涵和汉民族形成等重要课题，同时进行了体质人类学、DNA、古人寄生物、古人食性、动物考古、金属文物保护、漆木器灰痕保护等多学科样本的及时提取与现场鉴定，获取了数以千计的相关标本，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科技公司合作，利用该院多旋翼飞行器，积极探索低空摄影测绘技术在考古中的运用。对河南焦作府城遗址进行了低空摄影测量，测绘区域面积为12万平方米。同时，将航拍飞行器所拍摄的影像进行专业的技术处理，快速高效地获得了该遗址的丰富的数字化地形成果，达到了预想中的效果。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考古发掘回洛仓工作中，十分重视现代科技手段在考古发掘中的运用，积极采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对所发掘出的各种遗迹现象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清理出的木质灰痕、青膏泥、炭化的草杆、仓窖内的淤土层堆积等各种遗迹遗物的标本进行科学的采集，为开展各种综合性研究提供实物。
201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实验室鸟枪换炮，新搬人河南省文物局南调办文物整理基地的1,东爪6层，计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通过购置相关科研设备，重点建设成3个规范化保护研究实验室及3个文物保护修复标准化工作室，大大提升了实验室功能和文物保护水平。全年在如期举办两期“河南省青铜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的同时，为省内多个考古项口编制文物保护修复方案，实施多项保护修复工作;并圆满完成了南京大报恩寺出土干缩变形阿育王塔的复原研究前期工作，进一步提高了河南在木质文物保护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南阳百里荣昌陶瓷城墓地彩绘漆棺发现以后，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时邀请省内外文物保护专家进行现场论证，制订科学的文物保护方案，将漆棺进行整体套箱提取，移人室内进一步清理保护。鉴于漆棺保存的完整性及棺内文物的未知性，他们委托专业公司采用3D扫描和红外照相技术，对彩绘漆棺的相关信息进行完整记录;又邀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相关专家，用X光探伤技术对棺内的文物分布及材质进行探测，为M12的彩棺和出土物的后续科学保护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学术研究成果丰硕
2014年，河南考古学研究喜获丰收，计出版《洛阳五女家遗址—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二里头:1999一2006 ))(全五册)、《登封南洼—2004-2006年田野考古报告》《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上下册)、《平顶山黑庙墓地》《辉县汉墓》(一)、《洛阳朱仓东汉陵园遗址》《隋唐洛阳城1959 - 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全四册)、《洛阳红山乡唐墓》等考古发掘报告多部;《仰韶和它的时代—纪念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南考古文集》(五)、《浙川楚国玉器精粹》《河南古代壁画馆壁画品鉴》《中国登封窑》等图书;《感悟考古》《夏商周考古探研》《郑州商城与早商文明》《中原先秦城市防御文化研究》《中华文明本源初探》《明代周藩王陵调查与研究》《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话说安阳曹操高陵—发现曹操墓》《方孝廉考古文集》《黄明兰考古文集》等10余部个人专著。尤其是堰师市二里头、隋唐洛阳城、登封市南洼遗址等考古报告的问世，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中国考古学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仰韶文化博物馆编著的《仰韶和它的时代—纪念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1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本书系2013年在三门峡举行的仰韶文化发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了国内学者的论文十余篇。内容涵盖仰韶文化发现历史、聚落、玉器、彩陶研究，安特生的学术贡献，以及制陶工艺的探究等，进一步促进了仰韶文化的深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2014年“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参会学者的论文犯篇，内容涉及学术史、夏商都邑布局与内涵、铜玉礼器的生产与消费、早期都邑的多学科整合研究以及青铜文化间的交流互动等，集中体现了近年来最新的考古及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的《洛阳五女家遗址—田野考古发掘报告》,2014年5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洛阳五女家遗址发掘于2010-2011年，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包含有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晚期、商代早期、战国和汉代等各时期文化遗存。该报告系统地对上述各期遗存进行了分期和研究，对研究洛阳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对本遗址仰韶文化进行了深人的分析，将仰韶文化划分为三期，总结出了各期文化的特征，并将各期文化与周邻地区诸遗址中的仰韶文化遗存进行了对比，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人的探讨。
2004年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中心区域，已有多处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性城邑被列人探源工程研究项口，如灵宝西坡、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碧、禹州瓦店、堰师二里头和郑州大师姑遗址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迄今已经进行到第四期，明年将是收官之年，因此一批综合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二里头:1999 - 2006 ))(全五册),2014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是考古工作者历时一七年调查发掘，历时八年整理，对近9000平方米内所获遗存资料进行分析梳理、有序编排的大型报告。作者群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的考古学者外，还包括来自国内外大学、研究所的多学科专家学者，参与人数达80余人。联合展示以考古学材料为主，兼及其他学科提取相关信息的综合研究成果，为未来报告的编辑及采用现代科技获取更多田野考古信息提供了新的范式。
由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编著的《登封南洼—2004一2006年田野考古报告》，也曾列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项口，2004年10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登封南洼是一处分布在二里头文化中心区的重要遗址。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对该遗址进行了五次连续的考古发掘，揭露面积2000余平方米，发现了包括环壕、房址、水井、陶窑、灰坑和墓葬在内的众多二里头文化遗迹，出土了包括青铜器和白陶在内的大量文化遗物。同时，发掘工作还收集了较多的人骨和动植物标本。这些新鲜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从多方面深人开展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报告对于早期青铜器的金相和能谱分析、人骨资料的鉴定与分析、白陶原料来源和制作工艺的研究、动物的统计和人类肉食来源分析植物构成与产业经济分析等，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发掘资料的信息量，为全面研究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社会奠定了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上下册),2014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安阳大司空遗址位于沮河东岸，与小屯宫殿区隔河相望。2004年配合豫北纱厂旧厂改造进行基建发掘，揭露面积近万平方米，发现大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数百座灰坑、窖穴、水井、墓葬、车马坑等商代遗迹。其中M303规模较大、保存完整，且出土成组的陶器和数十件青铜礼器。该考古报告科学系统地报道了这批珍贵资料，为研究大司空遗址的形成过程、空间布局、邑聚结构、建筑方式、墓葬制度及商代的各种社会关系等提供科学的依据。
本年度，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口河南省考古发掘报告先后出版了第13号和14号，即河南省文物局编著的《平顶山黑庙墓地》和《辉县汉墓》(一)，均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平顶山黑庙墓地》系统地介绍了平顶山市黑庙墓地第三发掘区的54座汉墓、1座清墓和两个汉代灰坑的相关资料，对于研究汉代社会以及汉代丧葬文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辉县市博物馆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辉县境内的庞村、张雷、赵雷和金河小屯墓地共发掘墓葬86座，其中以汉墓为主。《辉县汉墓》(一)通过对这些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的介绍和分析，阐述这四处墓地的葬俗特点与规律，探讨其反映的文化现象。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的《洛阳朱仓东汉陵园遗址》,2014年3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朱仓陵园遗址为东汉帝陵分布区之一，本书分别介绍了朱仓四个陵园墓家布局、地层关系、建筑遗址、出土文物的基本情况，有利于了解东汉帝陵形制及相关合葬、陪葬、玉衣等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隋唐洛阳城1959一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全四册)，2004年11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本报告汇集了四十余年来三**古工作者田野考古发掘成果，内容涵盖城墙、城门、街道、里坊、宫殿、园林、水系等，包括了宫城正殿明堂、九洲池、上阳宫、白居易宅院等一批重要遗址，为隋唐洛阳城的复原研究提供了确切位置，起到了坐标点的作用。作为隋唐洛阳城遗址第一部综合性考古报告，对研究隋唐时期的都城制度、建筑艺术、都市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将有力地推动隋唐洛阳城的全面研究。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的《洛阳红山乡唐墓》，2014年7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2009 - 2011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市红山乡先后发掘了五座唐代墓葬。其中显庆元年(656年)洛州刺史贾敦颐墓和咸亨元年(670年)潭娥县垂张文俱墓，填补了洛阳地区以往发掘过的唐墓中无初唐纪年墓的空缺，为唐墓分期断代提供了确切依据。随葬器物中的陶瓷器、陶俑等，提供了一批可资借鉴的标准器，为研究当时的物质文化、丧葬礼仪、生活习俗等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是河南荣阳人，2014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感悟考古》一书。这是作者的第三部论文集，多是有关方法论和考古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站在宏观角度对考古学某个方面的即兴发言，也有通过爬梳考古材料就具体某个案例的解析，是作者对于中国考古学整体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不少文章涉及到河南考古学，尤其是《传承华夏文明，共迎民族复兴—从河南省重大考古发现谈起》一文，更是近年为河南省文化厅干部所作的专题演讲，全面评述了河南在中华文明发展长河中的重要地位。北京大学教授刘绪的《夏商周考古探研》著作，2014年8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内容大致分为四个方面，其中夏与商文化研究占有三分之二的篇幅，均与河南考古学有关。夏文化研究涉及夏与夏文化的年代、夏文化的特征以及与商文化的关系;商文化研究涉及夏商文化分界的探讨、西毫说存在的问题、早商文化的推断及商文化分布四域的考察等，倾注了作者数十年来进行学术研究的心血和对于夏商周考古的深人思考。
许宏的《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2014年3月由三联书店出版。许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三代队长，近年来他除了继续主持考古发掘，出版《二里头:1999 - 2006 ))(全五册)之外，还致力于公众考古学的宣传普及工作。“何以中国”是对最早的中国如何产生的追问，向读者讲述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是作者继2009年出版《最早的中国》后又一部公众考古学读物。通过陶寺遗址的兴衰、篙山地区文化的星罗棋布、新碧遗址的崛起等，最后集中阐述二里头遗址，进而解析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诞生。
郑杰祥著的《郑州商城与早商文明》，作为中华之源与篙山文明研究系列丛书之一，2014年9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参考文献记载和古文字资料，对郑州商城作为商代王都毫邑的性质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以郑州商城为中心的二里冈文化，其文化内涵是以商族文化为主体，融合当时各族文化特别是夏文化的精华，不断创新发展，从而形成了初步繁荣的早商文明，推动着我国早期文明进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张国硕著的《中原先秦城市防御文化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口，2014年7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在深人探讨先秦城市的发现、属性以及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城市的防御设施种类及建造技术、防御体系的构建与演变、防御文化模式、中原与周边城市防御文化比较、中原城市防御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课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出版了《华夏考古》1 -4期，河南博物院出版了《中原文物》1一6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出版了《洛阳考古》1一4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合作，成为《黄河黄土黄种人·炎黄文化》的出版方。全省文物考古研究人员在《考古学报》《考古》《考古与文物》《人类学学报》《文物》《华夏考古》《中原文物》《大众考古》等专业刊物，共发表学术论文或考古简报100余篇，涉及到河南考古学上迄旧石器时代、下至元明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专题。
(孙新民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