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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庚香:深刻领悟“结合”要义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李庚香2023-10-11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宏阔深邃,系统阐释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深刻揭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对新的起点上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提出了具体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以更长远的眼光、更宽阔的视野,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强调要“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指明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前进方向,以真理力量激活了古老文明,以文化之火照亮了复兴之路,是我们在新的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关键词:“两个结合”;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突出特性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系统阐释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深刻揭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原创性地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概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统揽全局、思接千载,为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定纲指向,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出了明确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文化自信、深沉的文化情怀、高度的文化自觉,是一篇具有方法论意义和纲领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文献。“阐旧邦以辅新命”,只有牢牢把握传统与现代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谈得上文化主体性,才能谈得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关乎自信、自觉,关乎文脉、文明,关乎国本、国运。如何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实践中准确把握落实“两个结合”,实现新时代的思想解放,是一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并自觉承担的重大课题。

  一、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两个结合”的必然结果

  担当新时代文化使命,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一重要表述不仅彰显了我们党对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方面的深刻认识,也凸显了我们党对于历史和文化的自信,更表明了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第二个结合”,基于如何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命题,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一)“两个结合”表征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入新境界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重要实践总结,它不仅从认识论角度体现出党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深刻认识,而且将党的创新理论推向了新高度。

  1.“两个结合”是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个源自欧洲的思想,为何能在千里之外的中华大地深深扎根,并在20世纪和21世纪取得人类历史上最为壮丽的文明成就?当我们迈向新的百年征程,走上前无古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时,如何“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给出过答案——“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回望百年,在救亡图存之际,马克思主义一来到中国就开启了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进程。初登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着全新的政治力量和革命方向,也代表着崭新的文化力量和文化方向。在这里,“马”“中”各自的理想社会目标,竟是如此不谋而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通过与中华文明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展现出璀璨的真理光芒,同时也为中华文明注入了现代性。马克思主义的融入使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有了新的指向,使中华文明的发展动力得到增强。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华文明获得了新时代繁荣发展的强劲动力,二者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向上、向前、向善的力量。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只有根植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2.“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成功的“最大法宝”

  “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和深厚基础有两个方面:其一,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其二,中国共产党拥有百余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的。正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基础,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文明新形态的深刻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在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成功的“最大法宝”。如果说“第一个结合”让我们找到了中华文明延续发展的方向,那么“第二个结合”强调的“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则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指向。在历史上,创新与守旧之争、进步与复古之争,总是在文化领域不断“纠缠”。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阔未来,我们要全面总结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揭示中华文化的特质和品格,深入阐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积极贡献”。

  3.“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动员

  思想解放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是客观历史规律,也是客观历史事实。西方文艺复兴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是如此。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极大地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掌握中华文明思想和文化上的历史主动,并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和制度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一直坚持的宝贵历史经验。例如,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延安整风运动使我们党对“实事求是”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是思想解放;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新时期的思想解放;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100多年来的理论创新和思想文化建设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和精神价值被前所未有地强调,成为支撑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精神底色和文化基座,是新时代的思想解放。

  从思想解放的高度阐释“第二个结合”的伟大意义,表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认识有了新飞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认识有了新飞跃,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性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实现“第一个结合”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既要从“现在进行时”的中国实际中汲取理论创新的动力,又要深扎“过去完成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从历史纵深中去学习、了解、走进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心理空间。在坚持“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认识上的一次新飞跃,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的又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推动了对传统与现代关系问题的思想解放,推动了对中国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从保持精神独立性到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思想解放。在这个“结合”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的升华,使我们能够在更大的文化空间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宝贵而丰富的中国价值、中国智慧和中国精神充分激活并有效运用起来,进而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近代以来,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中华传统文化可谓几经沉浮、饱经沧桑。在五四运动时期,学术界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检讨和猛烈批判;在“文革”时期,传统文化再度受到沉重打击。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受“西化”的影响,一些人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对中华文化进行简单化、片面化的认识和处理都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现代化需要赓续传统。“第二个结合”为我们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视野,为建设中华文化现代形态打开了创新空间,是新的思想解放。

  不仅如此,“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指向伟大复兴的。在新的时代机遇中,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价值观引领和方法论指导,保证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始终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我们历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强调要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过去对于两者之间的契合性、相容性关注不够,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高度契合性的认识上取得突破,是新时代的思想解放。

  (二)“两个结合”深刻回应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的时代诉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两个结合”以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以对文化精神特质和历史传承的正确把握,以对文化复兴和文明进步的不懈追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五个方面深入阐释了“两个结合”的内在机理。

  1.“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

  结合,是指密切联系;契合,意味着两相符合、情投意合,是一种有机结合。不同事物的契合性就是一种先在的共同性,结合是主体间的一种相互接受行为。换句话说,“契合”是逻辑前提,“结合”是逻辑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受益于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使命追求、思想内容、开放品格等方面的高度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成就了两者之间的亲和力,也奠定了两者的结合点。例如,在宇宙观上,马克思主义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强调天人合一;在天下观上,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中华民族强调天下为公;在社会观上,马克思主义坚持矛盾的对立统一,中华民族秉持和而不同;在道德观上,马克思主义追求思想觉悟,中华民族强调道德修养。两者的内在融通和高度契合,始终作为思想源泉,涌动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之中,为“两个结合”创造了重要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理解“相互契合”的丰富内涵,把握“有机结合”的逻辑必然。汤一介曾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至少有四个契合之处:一是都取理想主义的态度,二是都重实践,三是都重视矛盾的对立统一,四是都注重在社会关系(伦理关系)中定义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没有水土不服,而是在中国大地牢牢扎根;中华文明发展到现代,没有断流枯萎,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展现出勃勃生机,都与两者的高度契合性相关。

  2.“结合”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一是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我们党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二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三是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我们党坚持以“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这里,“‘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坚持“第二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获得了丰厚滋养,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式的现代文化形态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文明意蕴。文明观是我们对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明的观点和态度,是如何看待不同文明、不同文明间关系、人类文明走向何方等问题的解答。不同的文明观会给人类带来不同的发展图景。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文明观,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认为文明是多彩的;认为文明是平等的,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认为文明是包容的,主张在开放包容中共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且促进了人类文明进步,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极高的文明意蕴:一是发展了人类社会新型的精神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这就创新发展了人类社会新型精神文明。西方式现代化是统治阶级“支配着精神生产”的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精神力量”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二是开辟了人类现代化的文明道路。西方式现代化道路走的是一条对内压榨劳苦大众,对外发动战争、扩张掠夺的现代化道路,是一种受到道义谴责的野蛮之路、霸道之路。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走的是一条全新的和平发展、占据人类道义制高点的文明现代化道路。三是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文化、时代精神相融相通,使其实现了向现代文明的转型。

  3.“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我们党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大“道”的同时,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将中华文化广泛应用于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价值和文明的高度加以创造和发展,使之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内蕴、文化底蕴、理论积蕴,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唤醒、所激活,从而为中国人民“走自己的路”提供了坚定的价值和情感支撑。

  4.“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是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标志。文化主体性主要表现为文化发展的独立性、自觉性、主动性。文化自信来自文化主体性。一种文化要有穿越时空的引领力、凝聚力、辐射力,必须有其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最根本的依托。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化主体性,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沃土,根植于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突出特性。这一文化主体性,是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在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两个结合”建立起来的。巩固文化主体性,就是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就是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只有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才能具有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才能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坚定“走自己的路”的信心和决心,彰显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升腾中国气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深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相互融通,形成了中华民族智慧的最新表达和理论上的最新概括,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优秀典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意气风发、信心百倍。

  5.“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

  思想文化的发展需要不断打开创新空间。在这里,“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既让我们深刻感受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永恒魅力,又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必须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世界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是从“彼此契合”到“互相成就”。当前,我们肩负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第二个结合”的逻辑进程并未结束,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将“第二个结合”从“第一个结合”中分离出来,并把它摆到与“第一个结合”并列的高度上,这正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理论层面的要求。我们既要在“第二个结合”中不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动,又要不断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主动,从而让“两个结合”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一方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已经成为迫切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世界格局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体系与国际力量对比呈现明显的“东升西降”趋势。随着西方现代性愈发暴露出其固有的局限和危害,人类文明发展越来越需要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与中国支撑。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而中国文化所推崇的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正应合于人类共同价值,只有突出强调二者的结合,才能更为清晰地勾勒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方向指引。

  “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深化了我们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深厚文化底蕴,让我们深刻感悟到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真理伟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互相成就的合理性和规律性,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于筑牢道路根基、打开创新空间、巩固文化主体性等具有的重大作用和重要意义。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又要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巨变中不断更新思想范式、艺术形式、话语方式。

  二、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夯实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历史之基

  溯源最深沉的历史,才能开启最长远的未来。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担当起新的文化使命,必须认识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既是鲜明特质,更是显著优势。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更有效地承担起我们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我们看待中华文化,要有大历史观,要有辩证的思维、发展的思维,要看全貌、看主体、看核心的价值追求。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种种困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弘扬和创新发展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论断、重要思想、重要观点。他以科学缜密的历史思维和宏阔深邃的世界眼光,全面系统深刻地揭示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是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总结,深刻阐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所在、精神命脉所系、价值追求所向,是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指路明灯。

  (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的历史逻辑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许多原生或次生文明都已经中断或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唯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从未中断。同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特质。文明是在人和人关系的框架内,针对“野蛮”而讲的,它注重的是“德行天下”“化人”“秩序建构”。中华文明之所以连绵不断,得益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屏障、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生生不息的规模化人口、长盛不衰的语言文字、代代相传的文化典籍、咬定目标久久为功的民族特质、化人为善的文明本质。中华文明作为一种连续性文明,意味着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稳定性、统一性、独立性、自主性和应变性的民族,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

  文脉传承,弦歌不辍,具有突出连续性的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例如,从甲骨文到籀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文字上的一脉相承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经久不衰的重要体现。任凭王朝政权更迭,中华文明的“道统”代代传承。正是这种连续性,使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岁月中虽然受到各种外来文明的强烈冲击,但始终没有被同化而丧失自我;相反,总能够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充实自己,激发自身的潜在活力。

  (二)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依然保有生机的根本所在。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常态。特别是中华文明以人为中心,以人的现实交往、现实生活为中心,而不是以远离现实的纯观念构成的对象化世界为中心,从而使中华文明具有极强的先进性。

  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新科技文明(数字文明),体现的正是这种演化。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变易思维、革新意识和大无畏气概等民族性元素,而这些都聚焦于与时俱进。千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强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讲求“因革损益”“守经达权”,主张“日新之谓盛德”。“易”是上日下月,讲的是日月轮回,万物流变。变易思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大化流行,以新代旧。革新、创新、积极进取不仅会触碰外部势力,还需要突破自我势力,这就需要有大无畏的创新精神。文化传统的变化有两种机制:其一,传统文化每每随着自身所在社会的演变而演变,其方法是“扬弃”;其二,通过吸收外来文化而补充新鲜血液,焕发新活力,其方法是“内化”。由此,中华文明在不断传承中吐故纳新,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发展。

  进取精神,体现在“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上。创新性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内生动力。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中华文明能够历经5000多年历史变迁始终保持生机活力,得益于中华民族在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下形成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

  无畏品格,体现在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上。创新,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品格。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始终以创新为支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从“盘古开天地”“神农尝百草”“夸父追日”的神话传说,到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荀子“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的志向理念,无不体现了一个“敢”字。一个“敢”字,折射出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正是依靠创新,中华民族走过了不同于其他文明主体的发展历程。

  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透过历史的长镜头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在思想、技术、制度等方面的不断推陈出新。从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从陶器到彩陶再到瓷器,从耒耜、石犁、青铜犁、铁犁、直辕犁、曲辕犁的耕具更替,见证着农业技术的进步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军功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的人才选拔制度之变,让更多有识之士脱颖而出;在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的演变历程中,各种思想创见相继迸发。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如浩浩江河,滋养泱泱华夏;纵横九万里,创新创造如熠熠繁星,汇聚煌煌文脉。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正是因为能够准确识变应变求变,中华文明才能历经劫难从未中断,中华民族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汉唐气象、明清韵味,到今天的大国风范、复兴伟业,中华文明不断吐故纳新,推动人类的文明进步。中华文明在创新中一路走来,也必将在创新中迈向未来。

  (三)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文化价值取向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所呈现出的国家统一、民族凝聚和文化融为一体,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和“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的必然要求。统一性,包括文化上的一体和政治上的大一统。中国各区域文化的融合在旧石器时代即已开端,距今8000年前后文化交流加速,在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的纽带作用下,各文化系统初步联结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从而成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距今6000年前后,中原核心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向外强力扩张,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也显著加强,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超级文化圈,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距今5800年的庙底沟遗址和距今5300年的双槐树遗址代表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两大类型。距今5100年前后,中华文明形成。距今4700年前后,进入龙山文化时代。距今3800年前后,夏朝形成广域王权国家。

  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这种政治上的大一统,建立在强大的文化认同之上,蕴藏在自古以来的实践传承之中。“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这种政治上的统一性,熔铸成中华民族精神血脉里的家国情怀,正如孟子所说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这种家国情怀将个人、集体、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相连,让我们无论面对何种艰难险阻,都能够团结凝聚、百折不挠、奋勇向前。

  中华文明追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大同思想,最终指向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一统。6000年前,仰韶文化已经出现了“统一中国”。炎黄时代形成了古国文明。距今5800年的庙底沟文化,实现了以彩陶为标志的文化输出,形成了影响范围最大的文化圈。距今3800年左右,在二里头形成了最早的王权国家。在第一个王国——夏,已经有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特征。夏代,呈现出文化统一的面貌。卫人商鞅、新郑人郑国、上蔡人李斯,在秦“一统”的过程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从中国历史看,立足中原的政权,都是以统一为目标、以统一为己任,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在统一的过程中,河南是中原之核心、中国之核心。

  (四)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性是中华文明超越内部差异、凝聚成广土巨族的内在原因。越包容越得到认同拥护,这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经验。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以包容四海的精神风貌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集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有许多民族登上过历史舞台。这些民族经过诞育、分化、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56个民族。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共同”:“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多元中铸就整体,在整体中百花齐放,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包容性。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尊重差异性到增进共同性,必将推动中华民族形成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赋予中华文化以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精神品格。一方面,中华文化认同超越了地域、乡土、血缘、世袭、宗教信仰,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用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就更加巩固。另一方面,古往今来,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充分证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往交流交融,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涵养了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观,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辟了广阔空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是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的道理。“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贸易之路,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中国的科技发明、养蚕技术也经此传向世界。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回溯历史,中华民族曾经写下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以及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彰显着“不同”与“大同”的辩证智慧。

  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离不开包容这一文化基因。在历史上,从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到龙山文化,再到二里头文化,史前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青铜从中亚传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青铜文化,其特点就是兼容并蓄、取长补短、多元一体。三大文明古国断裂,只有黄河文明源远流长。因为在进入文明门槛的时候,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其他地方走的是以神权、宗教为主的路子,用于宗教祭祀的是玉器、青铜器;而中原文化却是石刀石镰、盆盆罐罐。前者是敬神的、祭神的,是以神为本;后者是用于人类的,是以人为本。宗教和神权具有排他性,而中原文化不信神,包容性强。中原所特有的贯通南北、融汇中西的地理优势,不断包容着东南西北汇向中原的各种族群,在形成文化的共同取向之后,成为民族扩容新的张力。就这样,中原犹如一个大的熔炉,南下的游牧民族在中原的大熔炉中华夏化,然后又向南方迁移。

  (五)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华民族一向崇尚和平、和睦、和谐、和合,“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发展中形塑了中华民族精神品格和中华文明基本特质的文化基因。对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深深地融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共享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北宋大儒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和”所蕴含的对立统一性的深刻认识。“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处理人我关系时,“和”是价值目标和最高准则;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追求“人道”与“天道”的契合,是所谓“天人合一”;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强调的是“和为贵”,追求的是“和合共生”的境界。“和”并不否定差异和矛盾的存在,承认这个世界有不同的价值选择和利益诉求,但强调“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在这里,世界和平、全球发展是中华文明的政治愿景;求同存异、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的成长动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华文明的处世之道;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华文明的大同理想。中华文明也正是在与外部文明的对话交流中,通过不断汲取外部有益的文明成果获得了成长壮大的发展动能。这是中华文明与排他性的神教文明的最大区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信仰遵循的处世之道,意味着它摒弃了自我中心主义,能够换位思考。历史一再证明,基于“自我中心”和“文明优越”的假想,往往带来的不是成功和繁荣,而是“橘逾淮为枳”的悲剧。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汉代使者张骞出使西域,用“驼队和善意”写下了东西方互利合作的篇章;明朝郑和七下西洋,用“宝船和友谊”留下了中外和平友好的佳话,他率领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带去的是丝绸、茶叶和瓷器,而不是战争,沿途没有占领一寸土地。中华文明一向具有天下意识,数千年来奉“天下大同”为最高政治理想。传统士大夫也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推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中华文明从不追求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而是在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寻求价值相通、心灵契合。在这里,求和平、谋发展是中华民族从自身历史发展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政治智慧,也是中华文明贡献给整个人类世界的政治愿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谋进步的使命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尚和合、求大同”的理想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放眼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如何抉择,关乎人类前途命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因为,“小圈子”应对不了全球面临的“大挑战”,“小集团”适应不了当今世界的“大变局”。从“本国优先”的角度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是“激烈竞争”;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有合作机遇。对和平和睦和谐理念的追求,让我们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面向未来,我们要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从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思想指引。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源自中原文化的“河南基因”。在中原很早就形成了“中”的理念,它成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从“允执厥中”到中正、中庸、中和,“和生万物”“和而不同”,均由此而来。上古时期,尧舜的禅让制,黄帝与炎帝的部落联盟;春秋战国时期,墨子的“非攻”,孟子的“仁者无敌”。中原追求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和平思想,最终指向的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

  三、深刻理解新时代文化使命,在守正创新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积淀着

  民族的血脉与精神,寄寓着人民的选择与愿望,连接着国家的选择与未来。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党领导人民100多年来的伟大奋斗是强国复兴的历史进程,也是文明转型的艰辛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概念既接续了丰富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概括了当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各个领域的崭新创造,让我们深刻感悟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实践伟力。我们所建设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文明,是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文明,是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文明。这种文明既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

  (一)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内涵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又是一个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代文明国家。中华文明发生了深刻变革,并在继续深刻变革中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不断创新发展的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要标志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是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形态。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文明新形态的产生是社会形态和文明演进的过程。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由人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的演进过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明形态,不同的文明形态也折射出不同的文明逻辑。现代化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向往,本应具有超越国界、种族、文化的穿透力量,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对立性”和“对抗性”却始终如影随形。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决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区别于西方文明的本质属性、根本特征和根本优势,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的超越。其本质特征在于以“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人类文明的最高原则上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对马克思“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现代阐释,这一主张在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也在引领文明的全面转型,为世界不同文明提供了和谐相处之道。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过程中开创了“五大文明”协同发展的文明新范式,孕育了内涵丰富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超越,擘画出社会主义文明的崭新图景。

  二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中国的,二者缺一不可。人类的现代化虽然肇始于西方,但现代性并不为西方所独占,积淀深厚、气象磅礴的中华文化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性因素。这些因素只有经由马克思主义的激发和提升,才能成为现代化的积极力量。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在历史真空中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由历史传统、文化习俗所构筑的中国现实大地上逐渐成长的。只靠传统文化,不能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脱离民族根基去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同样没有出路。事实一再证明,每当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时候,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遭遇挫折的时候。传统文化的转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轴,创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方向,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运用也必须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如此,二者才能够实现必须与必然的结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统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类文明观。

  三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集中体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现实样本,也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取向,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统一体。现代化道路的差异也是文明形态的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实现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与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形成了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要标志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沃土和思想根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成功实现现代转化的过程,不断在现代化实践中推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四是世界文明的崭新形态。“仁义为名,礼乐为荣”“文明以止”,讲的都是中华文明这一文明体的独特性。马克思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更有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更有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人类世界实践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伟大创举,为人类社会对更好的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基础,在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与西方文明所走的“串联式”道路不同,我们走的是一条“并联式”道路;与西方文明的单一性演化不同,我们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对于这种独特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其集中概括为五个“中国特色”。

  (二)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正是因为有了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基础,我们才可以用中国自身的尺度来重建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从而为解决古今中西之争提供时代条件。

  一是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科技一往无前,文化则要“瞻前顾后”。“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古老而常新的中国在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为人类保存着最为丰厚的文化遗产和最壮美的文明图谱。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求我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坚定中华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的体现。坚定文化自信,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深厚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撑,从而为民族复兴培根铸魂。

  二是秉持开放包容心态,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新文化。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注重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世界文明提供了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生动典范。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文明迎来了从“西风东渐”到“中西互鉴”、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历史性时刻,实现了中华文明与人类社会的双向奔赴。其一,“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逐梦现代化,对于文明的信仰、对于文明的珍视、对于文明的坚守至为关键。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其二,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努力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要以实践为根基,以问题为导向,以中国为立场,以文明为尺度,把三种资源整合成“一块整钢”。其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文化主体性,也离不开文化包容性。不同文化资源的融会贯通,必然以文化主体性为前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要强调文化主体性,也要参与文明交流互鉴;既要融通中外,也要贯通古今;既要立足中国,也要放眼世界。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向内看,也要向外看,在发展失衡、两极分化的世界,贡献天下大同、共同富裕;在个体至上、自私自利的时刻,贡献立己达人、群己协调;在宗教冲突、民族矛盾此起彼伏的今天,贡献和而不同、以和为贵。

  三是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历史的长河波澜壮阔,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守正创新,既包括固本开新,也包括变中求新。“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国家需要先进的价值观导航定向,社会需要能够凝心聚力的共识引领发展,大众需要明确的准则规范行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融入新发展理念,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智慧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不断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滋养。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需要我们有进取精神和无畏品格。人类追求现代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推陈出新的历史。共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自觉的鲜明体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超越中国古代文明又超越西方近代文明的伟大创造。我们不是循环论者,也不是封闭论者,更不是终结论者。面向未来,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的定力与底气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紧密联系,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长期的、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更是一项艰巨的、探索性的伟大事业。我们要全面贯彻“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不断加强对文化建设和文明发展的本质规律和重大问题的研究阐释,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智慧和力量。

  (三)坚持“中国价值”,以共同价值凝聚人类共识,努力实现核心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双循环

  建立在“核心价值”基础上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首先在于文明创造主体之新,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其次在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之新。再次,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文化意蕴;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民生福祉。最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其世界意义在于:一是超越文明隔阂论,以开放心态推动对话交流。文明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和价值尺度,交流是文明发展的基本方法和显著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身处普遍性交往的时代,没有一座文化孤岛。以中华文明为深厚文化底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继承和吸收了一切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而且主动与世界其他文明分享中国的成功经验,推动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流格局,有效避免了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冲突。

  二是超越文明冲突论,以共同价值凝聚人类共识。如果说文化在样态形式上异彩纷呈,文明则在价值层面上寻求理解以达成共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安置、融合世界多元文化,寻找文明视域的交汇点,推动世界文明综合创新,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努力谋求的未来发展蓝图。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最广泛共识的凝练概括,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是促进人类文明永续发展所应倡导的价值准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肩负世界变局中的文化使命,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推动人类文明守望相助,为维护人类长远利益、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价值。

  三是超越文明优越论,以包容之心促进文明共生。世界是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从“文明优越”到“文明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发展而不是掠夺殖民,是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是命运与共而不是以邻为壑,是对西方扩张掠夺式现代化的摒弃和超越。它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超越了“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文明例外论”等西方狭隘观念,推动了世界多元文明平等相处、和谐共生。

  面向未来,我们要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努力实现核心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双循环,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从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思想指引。

  四、深刻理解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河南力量

  从河南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之光,就会发现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在河南有着集中呈现。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看河南,文明绵延,在兹尤盛。“中原大地”,何以文明,何以为“中”,何以“宅兹中国”?“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最早的中国”二里头遗址,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重要时空节点。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反映了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特征。在中原地区的考古发现中,史前文明在这里的连续性表现得最为突出。从距今8000年的裴李岗文化、距今5800年的仰韶中期文化,到距今5300年的仰韶晚期文化;从距今4000年的龙山文化,再到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中原文化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在安阳,殷墟作轴,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密码;汉字为媒,维系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

  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华夏文明主根、国家历史主脉、中华民族之魂。河南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有3000多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历了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等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历史文脉源远流长、学术思想根深叶茂。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在这里孕育、交汇、融合,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这里奠基、发展、定型。因此,我们“最应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担当”。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必须牢记嘱托、勇于担当,深刻理解河洛文化、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炎黄文化的丰富内涵,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河南力量。

  (一)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进一步明确河南文化传承发展的坐标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立足于赓续中华文脉、建设现代文明,以贯通古今的文化自觉,首次鲜明提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科学概括了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性,有助于我们在更高层次上理解历史中国、认识现实中国、把握未来中国。这一重要论断,既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深厚基础;又丰富完善了中华文明理论研究体系,为我们传承好发展好中华文明、加快推进文化强国、文化强省建设注入了思想力量。

  未来已来,但过去未去。疏源浚流,与古为新。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使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国;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使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中华民族的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使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中华民族具有的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使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中华民族拥有的民族融合、宗教多元、文化交融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伟大价值。“五个突出特性”,彰显了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先进性,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底气和出发点。

  世界上任何一种伟大的文明之所以伟大,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其最深层面的价值追求。中华文化的自信,不仅仅源于它的博大精深,更源于蕴含其中的精神价值和中国智慧。这是新时代中国人站在人类文明和中国文化的新高度,充分发掘、弘扬和发展中华文明之于国家治理、社会教化和天下和合的独特优势而提炼出来的五个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须走自己的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逻辑。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和突出的包容性,揭示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逻辑。厚德才可以载物,只有深厚而博大的文化才有包容性;更具包容性,才能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突出的包容性,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包容性让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落地,那么创新性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主要原因。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统一性,则是具有全球意义的现代价值,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激活和结合之下承担起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使命。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理解了中华文明,才能读懂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精准概括,表明中华民族的文明自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对中华文明独特优势的整体性把握,揭示了中华文明之所以自信和之所以走向“结合”的历史逻辑、精神价值和实践智慧,决定了我们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历史命运。在文明演进、强国复兴、国际竞争的大视野中,只有全面深刻地把握这五个突出特性,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对中华文明形态的特征进行科学归纳和提炼,对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新时代的新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二)河南是推进“第二个结合”的丰厚沃土,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承担着重要责任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坚实的基础和坚强的保障。首先,要把握一个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文化传承发展寄予厚望,每次视察都必谈文化,为我们领航指向。对此,我们一定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其次,要实施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要围绕“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把河南打造成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世界文化旅游胜地。再次,要深化一个工程,就是河南兴文化工程。当前,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的河南元素、“两个结合”的河南实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河南路径。总之,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贯彻落实河南省文旅文创发展大会精神,加快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以实际行动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奋力谱写新时代更加出彩的绚丽文化篇章。

  (三)深入研究阐释中原文化、黄河文化,掀起新时代有组织研究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新热潮

  中原文化、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持续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进程中,河南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区,要发挥历史文化悠久的优势,加强对黄河文化的研究阐释,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提出更多蕴含中国智慧、体现中国精神的思想观点,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精华更好贯通,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更好融通,积极为丰富和发展党的创新理论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突出特征有四个方面:一是重视血缘,敬天法祖;二是以道德完善为最高追求;三是兼容并蓄;四是务实创新。在中原,在黄河这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熔炉格局,具有“中国山河,老少文武”的基本样貌。“中也者,天下大本也。”“中”即“天下之中”的地理观、文化观和历史观,解喻中原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的作用。“国”指的是自古代文明形成伊始,河南就成为华夏古国王国文明发轫成长的核心文化区。禹都阳城、二里头遗址,体现的都是“最早的中国”。而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指的就是河洛地区。“山”,即嵩山。“河”,即黄河或母亲河。“老少文武”则是对“中国山河”的具体解释。“老”,即老子,《道德经》家喻户晓,“老”是老子、庄子、列子等的总称。“少”即少林寺,代表的是白马寺、少林寺、大相国寺等佛教文化在中原大地的流传。“文”,即文字,从甲骨文到许慎《说文解字》再到王永民五笔字型。这种“斯文”还体现在儒释道三教合流上。“武”,是中国功夫的统称,包括少林功夫和太极拳。“中国山河”讲的是格局和价值,“老少文武”讲的是佛道文化,突出了黄帝开创的文武兼备之传统。

  研究阐释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就要找到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与党的创新理论的核心要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契合点、结合点,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例如,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中“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黄河文化中发达的制度要素和治国理政智慧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都有着高度的契合性。首先,要深入开展兴文化工程研究,按照“今、古、人、事、物、书”研究板块,在中原大地掀起新时代研究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热潮。其次,要坚持以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夯实思想理论基础。再次,以深入挖掘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为重点,厚植党的创新理论的文化沃土。最后,特别是要强化中华文明的五性研究,强化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华文明根系研究、中国价值研究,广泛凝聚国家文化认同。要充分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中华文明的丰富成就,展示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四)新时代新征程,“创造中国新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站在新起点,我们必须坚定新文化定位,找准新时代文化表达的突破点、创新点,深入挖掘新文化内涵。我们要矢志不渝地在传统文化创新表达这条路上走下去,要努力走出一条“创造中国新文化”的实践之路。要做品牌,强引领,如中国家宴、中国神话、中国节气、成语里的中国;打造新文化平台,如大象客户端、大象元宇宙、大象文创园;拓展新的传播途径,让中原文化有影响更有认同;集聚新势能,育产业更要谋发展;开发品牌衍生产品生产和沉浸式体验,以文旅文创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创造中国新文化,我们要充分借鉴新理念、新技术,让中原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火”起来。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在历史上的河南都有体现。要领会郑州“四地一重地”的思路,围绕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中的全国重地,打造中华儿女的寻根之地、中华文明的朝圣之地、中华文化的体验之地、国学教育的实践之地,做好“天地之中、华夏之源、功夫郑州”大文章,把“文武双全”的郑州讲深讲透。要深化洛阳“颠覆性创意、沉浸式体验、年轻化消费、移动端传播”的新思路,让受众理解过去的中原、现在的中国,体现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中的河南担当、河南作为。开封作为八朝古都,文化底蕴深厚,重大机遇叠加,承载了黄河文化、运河文化、宋文化以及焦裕禄精神等红色文化,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缩影。我们要营造“宋文化看开封”的影响效应。安阳作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以打造“中华字都”为目标。殷墟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一直延绵至今,不曾中断,是中华文明连续性最突出的文化符号。3300年前,殷商先民发明的陶范铸造青铜技艺,将人类青铜文明推向巅峰,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殷商时期的冶金术从中原地区向长江和辽河流域传播,使王都与方国相继进入青铜时代。河南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诠释着内容丰富、气韵生动的中国精神,不断深化我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为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点亮了未来之路,是我们在新时代担当新的文化使命的底气所在。

  总之,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河南有十足的文化底气、扎实的发展基础和明确的前进目标。行走河南尽览千年风采,读懂中国再谱当代华章。河南要将文化传承的“薪火”烧得更旺,将文化发展的“灯火”点得更亮,要扎实开展人文经济学的实践,走好以文化人、以文兴业的新路子。对河南来说,要深入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塑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打造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世界文化旅游胜地。要系统思考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系,推动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美起来、火起来、活起来、用起来。一是要创新表达,创意驱动。要有对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要能够击穿、破冰破圈。二是要美学引领,艺术点亮。要追随热点、创造热点;要抓住美好和传奇,形成新的语态和业态;要在生活美学中形成“新国潮”。三是要科技赋能。科技要起到支撑、引领和赋能的作用,要打造充满技术力的视频,让技术有思想、视觉有灵魂,让科技赋能文化。四是要跨界融合。要见人见物见生活,让观众看得见、摸得着、可体验。五是要用心用情讲好河南故事、黄河故事,提升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六是要把握传播规律,重视海外传播,把古老而现代的中国传播出去,展现大国的文化魅力。

  (五)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河南力量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从“宅兹中国”到“何以中国”的重大命题。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阳殷墟考察时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赋予我们沉甸甸的政治责任。这需要我们牢牢把握三点要求:一是坚持不忘本来,持续拓展河南文化优势。要围绕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深化研究。要通过建设河南省博物馆群,打造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探源地、实证地、体验地。二是坚持吸收外来,积极推动对外文化交流。要讲好河南故事、黄河故事,打造文物、汉字、豫剧、功夫品牌。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深化文化和旅游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不断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三是坚持面向未来,努力建设文化旅游强省,把河南打造成为中华文化传统创新中心、世界文化旅游胜地。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穿越历史的烟云,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风雨始终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在人类文明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由文明而思民族,观过去以察未来。我们这个国家念诵着经史子集,走过了数千年;这个国家学习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走过了上百年。文明浸润于大国的筋骨血脉,融通于漫漫征途的坚实步履,穿越风雨、踏平大道。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中华文明一路奔涌而来,流淌过这片古老而现代的土地,滋养着人民繁衍生息,浇灌出一片勃勃生机。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同一时空下形成的历史性交汇,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有机统一起来。文化复兴,国家民族才会有希望、有前途。面向未来,一个拥有5000多年璀璨文明史的大国,一个拥有深厚天下情怀和贡献人类抱负的民族,必将在守正创新中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也一定能够焕发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踔厉奋发、一往无前。这就要求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历史进步中开启新的文明纪元。

  【作者:李庚香,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 本文节选自《河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