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充满矛盾、不断扬弃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思考之七

侯且岸

　　我们注意到，目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很注重毛泽东对中国化的“提法”上的变化。不少人的目光聚焦于“第一次出现的提法”之上。其实，提法的变化并不值得过分在意，倒是应当把概念（注意是特定的“概念”）放置于具体的思想变化进程中去阐释、理解，甚至于还要深入到对经验教训的历史反思之中去辨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曲折。

　　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有必要在研究中借鉴中共历史上出现的两个“历史决议”的方法。比如，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以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从中汲取历史教训为基础，分析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说明它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决议》进而对这些错误思想根源做出了深入分析：“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今天来看，这段论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仍有其不可忽视的方法论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能回避的就是对毛泽东的思想误区进一步做出合乎逻辑的解析，进而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矛盾进程，说明毛泽东后来为什么会在很大程度上“明显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对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再有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过程，恐怕也要做一些理性的深入研究，从而展现思想上存在的矛盾和反复。比如，抗战结束前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就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又明确将市场经济问题鲜明地提出来，并且要求解放思想，走出“姓社与姓资”的思想误区。这些思想只能放到历史进程中才有可能认知清楚。

　　与此相联系，对毛泽东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和实践，我们也需要做出深刻的反思。为什么当年毛泽东没有能够坚持按照《共同纲领》的基本发展思路走下去，像周恩来提醒的那样，“不折不扣”地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从而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必要的条件（1950年6月16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曾指出，中国社会将经过新民主主义建设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团结的基础在于伟大的《共同纲领》，我们的美满前途是社会主义，只要将《共同纲领》一条一条不折不扣地加以实施，中国必然会由新民主主义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同年4月，他还曾批评有人由于对新民主主义缺乏切实的认识，不相信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而是彻底改弦更张？其理论原因究竟何在？

　　结束语

　　（探究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作为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基本关系）

　　根据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状来看，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待深入，而作为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亟待规范。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具有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我们需要充分尊重客观事实和特殊规律。

　　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对研究的方法论的研究并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认识，研究的历史深度有待加强。对学科的认知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学科体系、课程体系都有待建立。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这方面加大研究力度，特别是要允许各种具有不同取向的研究存在，形成研究中的相互竞争，从而打破封闭，开创新的研究局面。

　　对于学科建设，也必须进行深入的思考、研究和储备。而这方面的研究比起学术方面的研究似乎更有难度，因为一个学科的确立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需要时间，需要有牢固的学术支撑，需要多学科的相互配合。

　　就具体学科而言，作为二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如何以历史为基础、以文化为背景构建其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是眼下亟待解决的难题。应当引起有关各方面的足够重视，对其进行专门的研讨，从而明确学科建设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