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康的博士论文《西村五十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99）以对西村半个多世纪社会生活的分析为基础，大大扩展了“革命”的社会意涵。该论文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分析的问题：大量不关心政治的农民是如何成为新制度的一员的。这篇论文尽管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但分析的重点则是土地改革前后。在论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土地改革并不仅仅是一场土地制度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对于社会生活的革命性改造。

　　郭于华的论文《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陕北骥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更具体地以骥村为例，从仪式的角度分析了在革命渗透进人们日常生活的过程中，革命的仪式与农民的本土性仪式之间所发生的复杂的互动关系。该论文认为，国家政治的仪式化运作弥漫于农民的日常生活，改变着人们原有整合的生活逻辑和乡土社会的文化景观。通过这些过程，国家对于基层社会进行了改造和重构，同时也使国家力量和国家形象在乡村的生活世界中，或者说在普通农民的视野中呈现为非常复杂的状貌。感受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与社会这两个维度互动、互融的错综复杂关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基本的社会运行机制（“运动”）的历史就能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方慧容在论文《“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中，最早将诉苦作为一项权力技术来看待。她在研究中发现，“诉苦”或“忆苦思甜”有着非常深厚的“日常生活”基础。即便离开特有的阶级与意识形态背景，在普通人当中，特别是在妇女当中，都有一种倾诉自己“苦难”的习惯。要使“忆苦思甜”或“诉苦”成为一种有效的权力技术，就必须在技术上解决苦难的可讲述性问题。对此方面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国家行使权力过程中的种种策略。 　　晋军的论文《精英逻辑与灾民逻辑——对大河电站农民长期集体上访的个案研究》则通过对大河电站淹没耕地所导致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的分析，探索了当代中国社会运作机制中的若干独特之处，以及在这一背景下集体上访所体现的独特逻辑。在这个过程中，借助于各种条件，研究者称之为“上访精英”的人物出现了。这些人具有独立于普通上访农民之外的利益。他们的首要目标不再是群众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精英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使上访能够不断延续下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安全感。同时，这篇论文还具体分析了精英的行动策略：利益的诱导和使用符号暴力。

　　上述成果对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民社会生活与宏观革命背景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有益的探讨，既具有理论的意义，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具体表现在：第一，将农民的口述资料作为基本的经验性材料，将研究的结论植根于农民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之中；第二，将对客观的结构性因素、事件过程的研究与对心态等主观感受的研究结合起来；第三，将农民的日常生活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但又不像目前学术界流行的那样把农民的日常生活看作是完全自主的空间，而是将其看作是农民的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相遇和互动的舞台；第四，将日常生活实践作为基本的关注点，突破了主观和客观、结构与心态、国家与社会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第五，对理解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创见的研究结论